一、從“馬爾薩斯陷阱”到“約翰斯頓停滯”
馬爾薩斯陷阱（Malthusian Trap），又稱“馬爾薩斯停滯”（Malthusian Stagnation），由英國政治經濟學家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R. Malthus）在1798年所著《人口原理》中提出。該理論認爲，人口按照幾何級數增長，而人類生存所需的物質資源僅按照算術級數增長；超出承載能力的人口，會通過戰爭、饑荒、瘟疫等方式被消減，人口規模難以突破當時農業生產力所決定的上限。馬爾薩斯的分析揭示人口與資源約束之間的內在矛盾，成爲後世研究人口、資源與經濟發展關係的經典分析框架，持續爲當代政策討論與歷史反思提供理論啓示。
步入21世紀，人口轉型已經成爲全球重大宏觀趨勢。經濟人口學（Economic Demography，ED）突破傳統研究中單向討論人口影響經濟的分析範式，重點考察人口變量、經濟制度、市場主體三者之間的雙向聯動關係[1]。該理論明確區分“人口老齡化”（Demographic Ageing）和“經濟老齡化”（Economic Ageing）兩組核心概念：人口老齡化僅僅是一項人口統計事實，代表社會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不斷抬升；經濟老齡化則描述經濟體未能主動適配人口結構的重大轉變，進而出現生產力增速放緩、社會撫養負擔高企、總需求持續萎縮，落入“後人口紅利階段”（PDDP）的類“馬爾薩斯停滯”，即《全球背景下的中國經濟轉型》一書作者之一勞倫·約翰斯頓（Lauren A. Johnston，又名江詩倫）提出的“約翰斯頓陷阱”（Johnston Trap）或“約翰斯頓停滯”（Johnston Stagnation）。“約翰斯頓停滯”是由老年撫養比抬升帶來的經濟發展停滯，是“馬爾薩斯停滯”在當代的對應情形。
綜上可見，老齡化本身並不天然等同於經濟危機，真正的風險並不來自人口結構變化本身，而來源於社會經濟系統沒有針對人口轉型做出充分的適應性制度與市場調整。如果制度、市場主體能夠完成系統性變革，即便面臨人口老齡化，依然可以釋放人口轉型蘊含的發展紅利，規避停滯風險；反之，即便客觀存在巨大潛在市場，也會出現需求難以轉化、增長動力弱化的困局。
馬爾薩斯陷阱理論爲理解前現代社會的生存約束提供基礎，而約翰斯頓停滯則將這一邏輯延伸至現代後人口紅利時代，聚焦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系統適配失效帶來的停滯風險。
二、中國經濟的“約翰斯頓停滯”問題
依據經濟人口學理論，“約翰斯頓停滯”是一種“風險情景，而非必然結果”，其發生的核心條件，是經濟體面對人口轉型，制度、市場未能做出適應性改革，造成潛在市場紅利無法兌現，形成撫養負擔加重、內需萎縮、生產力提升受阻的惡性循環。
我國已經進入“後人口紅利階段”，勞動年齡人口占比見頂回落，老年撫養比持續走高，同時疊加中長期均衡利率中樞下行的宏觀環境。從人口維度看，我國呈現顯著結構性分化：人口向中心城市持續流入，不同區域老齡化程度差異明顯；居民代際財富積累、收入水平分層，催生規模龐大的養老、健康消費潛在市場。但潛在市場不等於現實市場，社會經濟系統能否完成適配調整，決定我國能否規避“約翰斯頓停滯”。
從現實條件看，一方面，我國已經圍繞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出臺中長期頂層規劃，多層次、多支柱養老保障體系持續建設推進，人力資本持續提升，科技創新、自動化等手段可以對沖勞動力數量下降帶來的壓力；另一方面，依然存在若干風險隱患：部分市場供給和老齡化催生的真實需求存在錯配，部分行業仍沿用人口紅利時期的傳統經營模式，沒有根據人口、利率等外部條件完成轉型調整。
需要強調的是，本文並未出中國經濟陷入“約翰斯頓停滯”的結論。但該理論框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當宏觀人口環境發生深刻變遷，若特定產業的供給體系沒有同步迭代，該產業就可能出現行業層面的類比式停滯——擁有巨大潛在需求，卻無法將潛在需求轉化爲有效增長，同時風險不斷積累。壽險業正是直麪人口轉型、同時受利率強約束的典型行業，可藉助這一理論框架開展行業層面的分析。
三、中國壽險業正陷入“約翰斯頓停滯”
中國經濟是否存在“約翰斯頓停滯”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但中國壽險業明顯已陷入“約翰斯頓停滯”。也就是，雖然人口老齡化打開萬億級養老金融潛在市場，但行業供給體系未能充分適配人口與利率環境的雙重變化，潛在需求難以轉化爲有效業務增長，經營風險持續累積，形成“需求藍海、供給紅海、增長乏力”的行業困局。
人口結構和利率環境變化，是壽險業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兩大決定性外部因素。其中，利率是行業發展中的重要變量，在保險公司經營中居於核心位置。利率高低直接影響產品價格、業務結構、價值管理、投資收益、風險和償付能力管理等多個方面。市場主要利率持續快速下行，對行業發展正在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另外，人民羣衆是保險消費最終承接者，人口結構變化決定了保險公司戰略方向。我國人口老齡化進程不斷加速，區域結構、收入結構、消費需求等不斷改變，催生健康養老萬億級大市場，推動保險產品向“養老金融”產品轉變。
從需求側看，長壽風險凸顯，居民對於終身養老現金流、失能長期照護、醫養結合綜合解決方案的真實需求快速上升，不同區域、不同收入羣體形成分層化保險需求，市場的空間客觀存在。但供給端出現明顯錯配：部分機構依舊偏向短期理財型保單，產品設計出發點側重規模擴張，而不是長壽風險管理；“保險+服務”落地不足，大量保單隻實現財務給付，養老照護、健康管理實體服務配套薄弱；渠道人才依舊以推銷理財類產品爲主，缺少全生命週期養老規劃的專業能力，區域經營策略同質化，沒有匹配國內老齡化地域分化特徵。
與此同時，利率下行放大供給端矛盾：歷史存量高預定利率保單帶來利差損隱患，資產負債久期錯配問題突出；過去高度依賴利差的盈利模式難以爲繼，但死差、費差收益挖掘不足。行業面對老齡化帶來的巨大潛在需求，卻難以把潛在需求轉變爲有效保費與服務價值，保費增長承壓，各類隱性經營風險不斷積聚，完全契合“約翰斯頓停滯”的核心特徵：壽險業風險根源不是老齡化本身，而是行業供給系統未能適配人口轉型與低利率的外部環境變化。
四、中國壽險業“約翰斯頓停滯”的突圍路徑
按照經濟人口學理論，破解“約翰斯頓停滯”的核心邏輯，不是改變人口老齡化客觀現實，而是推動系統完成適應性改革。落實到壽險業，需要從負債產品、資產負債管理、渠道人才、風險預警多維度系統性變革，打通“潛在養老需求”到“壽險高質量發展”的轉化通道。
第一，負債端立足人口分層特徵，重構產品與服務供給體系。迴歸長壽風險管理本源，大力發展養老年金、專屬商業養老保險、長期護理保險，推廣“低保證+浮動收益”的產品架構，適配低利率環境，平衡客戶收益預期與保險公司負債成本壓力。跳出單純保單賠付，深化“保險+服務”模式，把養老年金產品和居家照護、機構康養、長期護理、健康管理深度綁定，把競爭從收益率比拼轉向綜合養老解決方案能力。同時實施差異化區域策略，深度老齡化地區重點佈局普惠養老、長期護理產品；人口流入的年輕城市，面向中青年推廣養老前置儲備產品，匹配國內人口區域分化現實。兼顧高淨值、中產、普通工薪羣體，搭建分層產品矩陣，補齊高齡羣體保險供給短板。
第二，資產端堅持“資負聯動”，完善資產負債管理體系。以負債端長久期養老現金流的流出特徵作爲資產配置出發點，積極拓展長久期利率債、基礎設施債權計劃、基礎設施REITs等長久期資產，收窄久期缺口，緩釋利率下行帶來的再投資風險。構建多元化大類資產組合，嚴格風控前提下適度配置權益、另類資產增厚長期收益，嚴禁單純追逐收益而下沉信用資質。建立動態調倉機制，兼顧利率長週期下行與通脹反彈帶來利率階段性上行的多情景，避免對單一利率情景押注。
第三，推進渠道與人才隊伍轉型，匹配養老時代客戶複雜需求。推動代理人隊伍從理財產品銷售人員，向家庭養老、健康財富綜合顧問轉型，強化長壽風險、全生命週期養老規劃專業能力建設。多元渠道協同發力，銀保渠道發揮中長期養老產品優勢，數字化渠道觸達普惠型保險客羣，實現不同客羣全覆蓋。改善渠道費用管控，依託數字化手段壓降運營成本，挖掘費差收益；同時強化承保端風險篩選與精算定價能力，深挖死差收益，改變過去高度依靠利差的盈利模式，推動利差、死差、費差均衡貢獻利潤。
第四，建立人口與利率雙維度風險預警機制，防範停滯風險持續演化。保險公司應當將人口結構變化（老齡化速度、預期壽命、人口流動）、長週期利率變動納入公司中長期戰略研判與壓力測試模型，模擬多情景下的保單賠付、負債成本、償付能力、現金流變化。監管層面持續完善預定利率管理、資產負債監管規則，引導行業摒棄單純規模導向，以風險管理價值爲核心經營導向，防止供給錯配持續累積系統性風險。
“約翰斯頓停滯”警示我們，人口老齡化只是客觀外部環境，市場巨大潛在紅利並不會自動兌現。中國壽險業正陷入“約翰斯頓停滯”，矛盾根源不在於老齡化和低利率本身，而在於行業原有經營模式、產品服務體系、人才能力未能適配人口轉型與利率長週期變遷。突圍的關鍵，不是等待外部環境好轉，而是主動完成全鏈條適應性改革，打通養老潛在需求向真實有效供給的轉化路徑，釋放人口轉型帶來的行業機遇，在服務國家多支柱養老保障體系、多層次健康保險體系建設過程中，實現壽險行業自身高質量可持續發展。
注：[1] Lauren A. Johnston. China’s Economic Demography Transition Strategy: A Population Weighted Approach to the Economy and Policy [R].GLO Discussion Paper, No.593,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