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马尔萨斯陷阱”到“约翰斯顿停滞”
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 Trap），又称“马尔萨斯停滞”（Malthusian Stagnation），由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R. Malthus）在1798年所著《人口原理》中提出。该理论认为，人口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而人类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源仅按照算术级数增长；超出承载能力的人口，会通过战争、饥荒、瘟疫等方式被消减，人口规模难以突破当时农业生产力所决定的上限。马尔萨斯的分析揭示人口与资源约束之间的内在矛盾，成为后世研究人口、资源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经典分析框架，持续为当代政策讨论与历史反思提供理论启示。
步入21世纪，人口转型已经成为全球重大宏观趋势。经济人口学（Economic Demography，ED）突破传统研究中单向讨论人口影响经济的分析范式，重点考察人口变量、经济制度、市场主体三者之间的双向联动关系[1]。该理论明确区分“人口老龄化”（Demographic Ageing）和“经济老龄化”（Economic Ageing）两组核心概念：人口老龄化仅仅是一项人口统计事实，代表社会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抬升；经济老龄化则描述经济体未能主动适配人口结构的重大转变，进而出现生产力增速放缓、社会抚养负担高企、总需求持续萎缩，落入“后人口红利阶段”（PDDP）的类“马尔萨斯停滞”，即《全球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转型》一书作者之一劳伦·约翰斯顿（Lauren A. Johnston，又名江诗伦）提出的“约翰斯顿陷阱”（Johnston Trap）或“约翰斯顿停滞”（Johnston Stagnation）。“约翰斯顿停滞”是由老年抚养比抬升带来的经济发展停滞，是“马尔萨斯停滞”在当代的对应情形。
综上可见，老龄化本身并不天然等同于经济危机，真正的风险并不来自人口结构变化本身，而来源于社会经济系统没有针对人口转型做出充分的适应性制度与市场调整。如果制度、市场主体能够完成系统性变革，即便面临人口老龄化，依然可以释放人口转型蕴含的发展红利，规避停滞风险；反之，即便客观存在巨大潜在市场，也会出现需求难以转化、增长动力弱化的困局。
马尔萨斯陷阱理论为理解前现代社会的生存约束提供基础，而约翰斯顿停滞则将这一逻辑延伸至现代后人口红利时代，聚焦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系统适配失效带来的停滞风险。
二、中国经济的“约翰斯顿停滞”问题
依据经济人口学理论，“约翰斯顿停滞”是一种“风险情景，而非必然结果”，其发生的核心条件，是经济体面对人口转型，制度、市场未能做出适应性改革，造成潜在市场红利无法兑现，形成抚养负担加重、内需萎缩、生产力提升受阻的恶性循环。
我国已经进入“后人口红利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见顶回落，老年抚养比持续走高，同时叠加中长期均衡利率中枢下行的宏观环境。从人口维度看，我国呈现显著结构性分化：人口向中心城市持续流入，不同区域老龄化程度差异明显；居民代际财富积累、收入水平分层，催生规模庞大的养老、健康消费潜在市场。但潜在市场不等于现实市场，社会经济系统能否完成适配调整，决定我国能否规避“约翰斯顿停滞”。
从现实条件看，一方面，我国已经围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出台中长期顶层规划，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持续建设推进，人力资本持续提升，科技创新、自动化等手段可以对冲劳动力数量下降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依然存在若干风险隐患：部分市场供给和老龄化催生的真实需求存在错配，部分行业仍沿用人口红利时期的传统经营模式，没有根据人口、利率等外部条件完成转型调整。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并未出中国经济陷入“约翰斯顿停滞”的结论。但该理论框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当宏观人口环境发生深刻变迁，若特定产业的供给体系没有同步迭代，该产业就可能出现行业层面的类比式停滞——拥有巨大潜在需求，却无法将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增长，同时风险不断积累。寿险业正是直面人口转型、同时受利率强约束的典型行业，可借助这一理论框架开展行业层面的分析。
三、中国寿险业正陷入“约翰斯顿停滞”
中国经济是否存在“约翰斯顿停滞”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但中国寿险业明显已陷入“约翰斯顿停滞”。也就是，虽然人口老龄化打开万亿级养老金融潜在市场，但行业供给体系未能充分适配人口与利率环境的双重变化，潜在需求难以转化为有效业务增长，经营风险持续累积，形成“需求蓝海、供给红海、增长乏力”的行业困局。
人口结构和利率环境变化，是寿险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两大决定性外部因素。其中，利率是行业发展中的重要变量，在保险公司经营中居于核心位置。利率高低直接影响产品价格、业务结构、价值管理、投资收益、风险和偿付能力管理等多个方面。市场主要利率持续快速下行，对行业发展正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另外，人民群众是保险消费最终承接者，人口结构变化决定了保险公司战略方向。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速，区域结构、收入结构、消费需求等不断改变，催生健康养老万亿级大市场，推动保险产品向“养老金融”产品转变。
从需求侧看，长寿风险凸显，居民对于终身养老现金流、失能长期照护、医养结合综合解决方案的真实需求快速上升，不同区域、不同收入群体形成分层化保险需求，市场的空间客观存在。但供给端出现明显错配：部分机构依旧偏向短期理财型保单，产品设计出发点侧重规模扩张，而不是长寿风险管理；“保险+服务”落地不足，大量保单只实现财务给付，养老照护、健康管理实体服务配套薄弱；渠道人才依旧以推销理财类产品为主，缺少全生命周期养老规划的专业能力，区域经营策略同质化，没有匹配国内老龄化地域分化特征。
与此同时，利率下行放大供给端矛盾：历史存量高预定利率保单带来利差损隐患，资产负债久期错配问题突出；过去高度依赖利差的盈利模式难以为继，但死差、费差收益挖掘不足。行业面对老龄化带来的巨大潜在需求，却难以把潜在需求转变为有效保费与服务价值，保费增长承压，各类隐性经营风险不断积聚，完全契合“约翰斯顿停滞”的核心特征：寿险业风险根源不是老龄化本身，而是行业供给系统未能适配人口转型与低利率的外部环境变化。
四、中国寿险业“约翰斯顿停滞”的突围路径
按照经济人口学理论，破解“约翰斯顿停滞”的核心逻辑，不是改变人口老龄化客观现实，而是推动系统完成适应性改革。落实到寿险业，需要从负债产品、资产负债管理、渠道人才、风险预警多维度系统性变革，打通“潜在养老需求”到“寿险高质量发展”的转化通道。
第一，负债端立足人口分层特征，重构产品与服务供给体系。回归长寿风险管理本源，大力发展养老年金、专属商业养老保险、长期护理保险，推广“低保证+浮动收益”的产品架构，适配低利率环境，平衡客户收益预期与保险公司负债成本压力。跳出单纯保单赔付，深化“保险+服务”模式，把养老年金产品和居家照护、机构康养、长期护理、健康管理深度绑定，把竞争从收益率比拼转向综合养老解决方案能力。同时实施差异化区域策略，深度老龄化地区重点布局普惠养老、长期护理产品；人口流入的年轻城市，面向中青年推广养老前置储备产品，匹配国内人口区域分化现实。兼顾高净值、中产、普通工薪群体，搭建分层产品矩阵，补齐高龄群体保险供给短板。
第二，资产端坚持“资负联动”，完善资产负债管理体系。以负债端长久期养老现金流的流出特征作为资产配置出发点，积极拓展长久期利率债、基础设施债权计划、基础设施REITs等长久期资产，收窄久期缺口，缓释利率下行带来的再投资风险。构建多元化大类资产组合，严格风控前提下适度配置权益、另类资产增厚长期收益，严禁单纯追逐收益而下沉信用资质。建立动态调仓机制，兼顾利率长周期下行与通胀反弹带来利率阶段性上行的多情景，避免对单一利率情景押注。
第三，推进渠道与人才队伍转型，匹配养老时代客户复杂需求。推动代理人队伍从理财产品销售人员，向家庭养老、健康财富综合顾问转型，强化长寿风险、全生命周期养老规划专业能力建设。多元渠道协同发力，银保渠道发挥中长期养老产品优势，数字化渠道触达普惠型保险客群，实现不同客群全覆盖。改善渠道费用管控，依托数字化手段压降运营成本，挖掘费差收益；同时强化承保端风险筛选与精算定价能力，深挖死差收益，改变过去高度依靠利差的盈利模式，推动利差、死差、费差均衡贡献利润。
第四，建立人口与利率双维度风险预警机制，防范停滞风险持续演化。保险公司应当将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速度、预期寿命、人口流动）、长周期利率变动纳入公司中长期战略研判与压力测试模型，模拟多情景下的保单赔付、负债成本、偿付能力、现金流变化。监管层面持续完善预定利率管理、资产负债监管规则，引导行业摒弃单纯规模导向，以风险管理价值为核心经营导向，防止供给错配持续累积系统性风险。
“约翰斯顿停滞”警示我们，人口老龄化只是客观外部环境，市场巨大潜在红利并不会自动兑现。中国寿险业正陷入“约翰斯顿停滞”，矛盾根源不在于老龄化和低利率本身，而在于行业原有经营模式、产品服务体系、人才能力未能适配人口转型与利率长周期变迁。突围的关键，不是等待外部环境好转，而是主动完成全链条适应性改革，打通养老潜在需求向真实有效供给的转化路径，释放人口转型带来的行业机遇，在服务国家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多层次健康保险体系建设过程中，实现寿险行业自身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注：[1] Lauren A. Johnston. China’s Economic Demography Transition Strategy: A Population Weighted Approach to the Economy and Policy [R].GLO Discussion Paper, No.593,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