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上午10時。香港高等法院。

一場註定載入商業史的庭審正在這裏進行。恒大清盤人此行的目標不是許家印，那個曾經的房地產大亨早已跌落神壇。他們要狀告的是香港證監會。理由只有一個：證監會憑什麼替普華永道做主，用10億港元和解就草草了事？

法庭上，代表恒大清盤人一方的資深大律師鮑進龍陳詞直指要害：證監會自1989年成立以來，首次以和解方式處理此類事件，此舉“越權”，超出證監會法定權力。他要求證監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213條向法庭申令制裁普華永道，讓過程公開公平，由法庭獨立審理。

清盤人之所以如此憤怒，是因爲他們手裏還握着另一張更大的牌，570億元人民幣的索賠訴狀。而今天這場庭審，恰恰決定了這張牌能不能打得出去。

14年，2.88億審計費，換來16億罰款，外加570億訴訟。這筆買賣，普華永道怎麼算都虧到了底。

但法庭之外，另一場更私密、更荒誕的“清算”早已悄然上演。主角不是西裝革履的律師，而是一羣正在翻閱《婚姻法》的普華永道合夥人。

01 離婚，可能是最划算的買賣

2026年6月11日，彭博社的一則報道在金融圈炸開了鍋。

普華永道的合夥人們，那些年薪千萬、常年佔據財富金字塔尖的精英，正在認真研究一件事：如何合法地“變窮”。

有人在琢磨設立離岸家族信託。有人在悄悄轉移房產和股票。有人削減了子女的國際教育預算。還有一位合夥人，已經開始認真考慮通過離婚來隔離財富。

連那些早已離職的前高管們也沒能倖免。聽到風聲後，他們紛紛諮詢律師，想辦法給自己的財產穿上“防彈衣”。

這些年薪千萬、見慣了大風大浪的精英們，爲什麼會如此失態？

答案藏在香港的一條古老法律裏。

02 無限責任，一把懸在頭頂的刀

在香港，審計公司通常註冊爲無限責任合夥企業。這意味着，合夥人共享利潤，也共擔債務。而且這種責任是無限的。即使已經卸任，責任也可能持續存在。

570億的索賠一旦成立，若事務所無法足額賠付，差額將直接向合夥人個人追討。

2026年6月30日，恒大清盤人杜艾迪和黃詠詩向普華永道香港合夥人發出了一封正式警告信。信中措辭嚴厲：切勿試圖通過離婚或向家人轉移資產來逃避賠償。若發現此類行爲，將直接採取法律行動。

換句話說：別想着跑，一個都跑不掉。

而今天的庭審，讓這場“跑不掉的清算”又多了一層荒誕。清盤人指出，證監會與普華永道的10億和解協議，是讓普華永道在不承認責任的情況下賠償少數股東。

但根據香港清盤法律，股東的償付順序排在最後，只有在滿足所有債權人後如有盈餘方可獲得派付。據清盤人評估，恒大的負債規模已遠超可收回資產，少數股東實際上不可能獲得任何派付。

這不是賠償，這是繞開債權人的“暗箱操作”。

從2009年恒大在香港上市，普華永道香港成爲其獨家審計師。此後14年，無論恒大的財報多麼激進，無論市場上有多少質疑聲，普華永道每年都會準時送上一份“標準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

14年間，普華永道從恒大累計收取審計費約2.88億元。即便2021年恒大債務危機已全面爆發，普華永道當年仍從恒大收取5400萬元審計費。

監管調查揭示了一個觸目驚心的數字：僅2019和2020兩年，恒大就虛增了超過5641億元收入，虛增利潤920億元。2019財年收入被誇大2139億元或44.79%，2020財年被誇大3502億元或69.03%，經審覈年度利潤實際應爲虧損。

普華永道的審計早已形同虛設。

財政部調查認定，88%的審計工作底稿失真；現場走訪認定“符合交樓條件”的樓盤，大部分實際未竣工，有的甚至是“一片空地”；審計師任由恒大替換樣本，標註“不讓去”的項目全部排除；面對恒大101億資金被凍結的事實，仍錯報爲可用資金。

財政部的定性措辭極重：普華永道“喪失獨立性，承擔了恒大地產的部分管理層職責”，爲其編制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並虛增利潤。

不是沒看見，是裝沒看見。

而今天庭審中披露的細節更加諷刺：清盤人引述證監會內部文件顯示，證監會之所以急於和解，是因爲擔心一旦恒大在570億索賠案中勝訴，香港普華永道“沒有足夠資產賠償，或從此清盤不復存在”，爲了“提高債務回收率”，才決定以和解方式處理。

換句話說，證監會救的不是小股東，是普華永道。

面對天價索賠，普華永道國際使出了一招“金蟬脫殼”，向法院申請從被告名單中剔除。

理由很妙：國際總部只負責品牌及政策推行，從不直接參與審計工作，沒有證據顯示它與恒大有直接往來。

這套邏輯翻譯過來就是：品牌大家一起用，鍋我一個人不背。

但清盤人顯然不這麼想。他們將普華永道國際、香港及內地機構三方一併列爲被告，索賠570億中，有380億指向國際總部及其兩家關聯機構。

清盤人直指：普華永道國際負責統籌及協調全球網絡，絕對有義務確保旗下成員遵守全球一致的行業標準。

這已不只是一場審計糾紛。它在挑戰一個百年傳統，“品牌共享、風險隔離”的商業模式。如果清盤人贏了，“四大”的風險隔離壁壘將被徹底打破。

8月19日的庭審，表面上是清盤人告證監會越權，實際上是一場關於“誰該爲恒大的崩塌買單”的終極博弈。

截至2026年4月，普華永道已爲恒大事件付出了沉重代價：內地罰沒4.41億元，香港罰款3億港元，外加賠償預留10億港元。累計約16億元，是其14年審計收入的5倍多。

但這遠不是終點。恒大2.44萬億的債務窟窿，靠處置資產已經填不上了，清盤人指望570億索賠能填補部分窟窿。而證監會的10億和解，在清盤人看來只是“杯水車薪”，且嚴重損害了債權人的法定優先權利。

和解是監管的事，民事索賠一分都不能少。

而對普華永道的合夥人們來說，這場風暴的意義更加赤裸，曾經他們爲恒大加蓋“信用章”，如今卻要爲自己的身家性命簽下“賣身契”。

那些正在研究離婚協議的合夥人，或許從未想過，自己職業生涯最大的審計風險，不是來自恒大的賬本，而是來自自己的婚姻登記處。

8月19日，香港高等法院的法官聽取雙方陳詞時，遠在千里之外的某個書房裏，一位普華永道合夥人可能正在與律師做最後的確認，離婚協議上的每一個字，都可能是他保住最後一點體面的唯一機會。

這場官司的最終判決，或許不在法庭，而在每一個曾經簽字蓋章的夜晚，當利益與良知在天平兩端搖擺時，你選擇了哪一邊？

責任編輯：朱晨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