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比我大八十歲的祖父朱章寶雖然沒有見過面，但我自幼就從父親和祖母的敘述中、長大後通過走訪祖父生前工作過的單位北京八中和民盟中央組織部以及民盟北京市委組織部調閱相關檔案，瞭解到更多關於祖父生平的相關情況，尤其是祖父和結下半個多世紀友誼的沈鈞儒老先生過去的交往以及與民盟有關的事情。這讓我從幼年時期到青年時期再到中年時期都被民盟的光環所籠罩，也讓我從小就從內心深處對民盟懷有一份特殊的深厚感情。
朱章寶視同鄉和兄長的沈鈞儒爲良師益友，曾經在同一個黨支部
沈鈞儒和祖父都是浙江人，沈鈞儒是嘉興人，祖父是金華義烏人，兩地相距不到二百公里。他們二人是從什麼時候熟識的已不得而知，但他們在日本東京、國內的浙江、上海、南京和重慶等地都有很多人生的交集，彼此交往超過了半個世紀。可以證實的是，沈鈞儒比朱章寶年長13歲，都是在1905年秋季赴日本留學，沈鈞儒入東京法政大學學習，1907年回國。朱章寶則先後就讀於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和中央大學法科，獲得法學博士，1908年由在日浙籍同盟會成員引薦加入同盟會，當時在日浙籍同盟會成員有秋瑾、徐錫麟等。沈鈞儒於1912年5月在上海加入中國同盟會，由褚輔成、顧乃斌介紹。
沈鈞儒和朱章寶不僅都在日本留過學並學習法律，還一起先後加入同盟會，後來更是在政府裏利用所學專長髮揮作用，1912年8月，同盟會進行全國性改組，聯合統一共和黨等多個政黨正式組建國民黨，原同盟會浙江支部與光復會等浙江本地會黨合併，改組爲國民黨浙江支部，沈鈞儒和朱章寶均爲該支部黨員。
沈鈞儒和朱章寶還在浙江省臨時政府裏的政務委員會和浙江省教育廳任過職，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徐佳貴曾在“湖畔風雲——經亨頤與浙江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文中寫道：1916年9月起，浙江省教育會副會長沈鈞儒（會長是章太炎）曾派督學朱章寶等調查各縣教育……朱章寶此行目的有五項任務，這些任務屬於清末民初地方教育自治團體推動新式教育的實務內容：
一是調查各縣教育狀況：摸底學校數量、師資、經費、學生人數及辦學形式（如私塾與新式學堂並存），爲省教育決策提供基礎數據；二是參酌地方情形隨時宣講：結合鄉土實際宣傳新教育理念（如義務教育、男女共學），爭取鄉紳與民衆支持，破除保守阻力；三是勸募創建會所募捐：爲浙江教育會在各縣籌建固定辦公與活動場所（“會所”）籌集民間資金或實物捐助；四是推銷教育週報並催收報費：推廣省教育會機關報《教育週報》，傳播教育資訊與改革主張，同時保障刊物運營經費；五是聯絡各縣教育會並催促其進行：整合分散的地方教育組織（部分尚在萌芽），推動其制度化運作，落實省會部署的教育改良任務。
1921年初，朱章寶與好友何公敢（1945年當選民盟中央委員，新中國成立後曾任福建省司法廳廳長，民盟福建省委副主委）、鄭貞文（1932—1943年任國民政府福建省教育廳廳長）一同從日本留學歸來，應愛國人士陳嘉庚之邀前往福建廈門集美區，參與廈門大學的創建工作，並分別擔任副校長、教務長和教授，作爲副校長的朱章寶負責校舍建造及部、科設置的悉心籌劃，爲廈門大學初創時期的架構打下基礎。
1916–1919年，朱章寶持續從事教育推動工作，曾於1919年短暫任浙江省立第十中學（今溫州一中）校長，倡導新學與五四思潮。翌年應商務印書館鄭貞文邀任編輯，後被《時事新報》張東蓀聘爲《學燈》副刊主編，參與新文化宣傳，不久因政治壓力退出。
彼時的沈鈞儒，1920年代初至1927年任上海法科大學（後改上海法學院）教務長，執業律師，堅持司法公正，常爲進步人士義務辯護；1927年短暫任浙江省臨時政府祕書長，旋因“四一二”政變遭拘捕後獲釋。同時參與浙江自治運動，參與起草浙江省憲法，編撰《憲法要覽》《制憲必攜》等，北洋政府推動“省自治”時期的1922年，沈鈞儒擔任浙江省自治法會議自治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朱章寶以祕書長身份配合他推進相關工作。
此後至1937年“七七事變”的15年裏，二人主要在浙江、上海、武漢、南京和重慶工作。這期間，沈鈞儒投身於反對軍閥賄選、從事律師與教育、推動抗日救亡及參與籌建民主政團同盟（中國民主同盟前身）。朱章寶則參與了1925年的“五卅慘案”後援活動，聯合褚輔成等組織杭州民衆遊行。北伐期間，沈鈞儒任浙江省臨時政府政務委員兼祕書長，朱章寶則在北伐軍總政治部（陳銘樞部）任藝術科科長。1927年底–1930年代初，沈鈞儒任上海法科大學（後上海法學院）教務長，同時以律師身份執業，常爲進步人士和冤案義務辯護，曾任上海律師公會執行委員。同一時期，朱章寶在上海多所高校（上海法政學院、大夏大學、中國公學、暨南大學）任法學教授，專注於法律與論理學研究和法律著述與實務的著書立說，出版了多達七部著作。
“七七事變”後，迫於壓力被釋放的沈鈞儒隨即全力投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作爲救國會代表出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在漢口籌組抗日救亡總會並任主席，創辦《全民抗戰》三日刊。參與發起民主憲政運動，並與黃炎培等組建統一建國同志會（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前身，1941年成立，1944年改稱中國民主同盟）核心創始人之一，任中央常務委員，主張民主抗戰、反對一黨專政。）；持續在《新華日報》撰文倡導“抗戰、團結、進步”。1941年皖南事變後，沈鈞儒在重慶堅持民盟政治立場，公開譴責國民黨反共摩擦，遭國民黨打壓但未退縮；1946年作爲民盟代表出席政治協商會議，支持政協決議，反對國民黨撕毀協議、召開“制國大”。1947年10月國民黨宣佈民盟爲“非法”後，民盟總部被迫解散，沈鈞儒於1948年初祕密移居香港，繼續領導民盟剩餘力量，籌劃恢復組織並聯合其他民主黨派。
浙江省政府在“七七事變”後遷到永康，朱章寶受時任浙江省省長黃紹雄安排，先在抗日政治工作隊訓練班授課，1937年12月杭州淪陷後，浙江省政府主要機構遷至麗水，朱章寶被省長派往麗水縣（麗水爲戰時浙江省臨時省會）擔任縣長，推動政工隊下鄉動員、籌建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1938年他以麗水縣長和學務委員的身份主導完成浙江省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的建立。
1939年7月，縣長朱章寶在抗戰二週年頒發的佈告。
在國民政府裏成爲熟悉的同事，朱章寶曾多次到沈鈞儒住所拜訪
1938–1940年，朱章寶主要在浙江參與抗日政工與地方行政，浙江省參議會議員、國民革命軍中央訓練團浙江分團教官及省長公署祕書，其間曾赴義烏聯絡馮雪峯商討民衆動員，同時繼續出版著述法律與政治著作。1940年，朱章寶的留日同學費鴻年（建國後在水產部做教授）邀請他幫忙，負責上饒貿易聯合辦事處工作。1942年，上饒淪陷，遷移到崇安，恰逢這時在重慶陪都的國民政府設立地政署，彼時在浙江省政府擔任領導的一位學生推薦朱章寶去擔任地權處處長，朱章寶猶豫再三後決定前往。
朱章寶到重慶後，曾多次前往沈鈞儒位於馬鞍山村18號的住所談論時政。在國民政府遷往南京後，地政署改名爲地政部，朱章寶擔任地政部參事，相當於司長一職。1938-1945年期間，沈鈞儒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朱章寶任土地署參議，工作上來往甚多，而且他們有共同的好友于右任。據祖母講，于右任和祖父每每新出版或新編纂一本書都要第一時間送給對方，于右任總共親撰或主編過四本書，祖父則出版過七部書，分別是：《德國富強之由來》（1914年商務印書館初版）、新時代叢書《行政法總論》（1931年10月商務印書館初版）、《法律現象變遷史》（1934年5月商務印書館初版）、《土地法理論與詮解》（1947年3月商務印書館初版）《民法概要》《論理學綱要》（1937年3月商務印書館初版），《新編高中論理學》（1939年5月中華書局初版）。
朱章寶所著七部書籍中其中兩部書的封面，《德國之富強由來》和《倫理學綱要》。
1947年，抗日戰爭勝利，和國民政府一起回到南京的朱章寶看到國民黨一黨專政，腐敗無能，非常痛心，下了辭職的決心。於是，朱章寶將自己寫的《六十年來的反省和今後的願望》向組織遞交，然後辭去了地政署的職務。1948年春，朱章寶回到金華，賦閒在家，和老友何茂鍾經常在一起商議如何發展當地的建設工作；同年冬天，朱章寶早年的留日同學範揚，極力邀請他出任金華中學校長一職，朱章寶考慮到這是自己40多年的母校，遂表示同意，隨後經過浙江省教育廳正式任命後上任。朱章寶上任後提出自己的“反封建”“反獨裁”“反神祕”的口號，希望帶領學校積極分子共同整頓學風，一直到金華解放，解放軍進城。這時的朱章寶深切體會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給中國人民帶來希望，於是請求外出學習，經軍管會批准後辭職。
朱章寶在上個世紀50年代所做盟務工作被肯定，沈鈞儒曾去單位看望
朱章寶由於多年和沈鈞儒等民盟元老一起工作，關係融洽，對民盟非常瞭解，但自己以前一直在國民政府裏工作，不便申請，建國初期，民盟發展盟員還侷限在文教界知識分子，但當時一些進步知識分子存有入盟不如入黨的思想，致使民盟發展盟員的速度十分緩慢，而朱章寶在這樣的環境下於1951年3月20日正式填寫入盟申請表要求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入盟的第一介紹人是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1955年2月以後任民盟中央主席）的沈鈞儒，第二介紹人是時任民盟中央委員（1955年2月以後任多屆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的周新民，
在朱章寶提交的《中國民主同盟入盟申請表》上“就本盟當前任務的認識及其感想如何”一欄中最後兩行這樣寫道：“中國民主同盟是指導全國知識分子走上革命路線的一盞光明燈，也是鍛造革命知識分子的鐵工廠。”
沈鈞儒也許正是看到了祖父的留日經歷和專業能力，以及私下二人的交往和相互瞭解，沈鈞儒對祖父的個人發展也是非常關心和不遺餘力推薦，1951年，沈鈞儒向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提到祖父的工作安排問題，不久後劉少奇給時任北京市市長的彭真寫了個條子，彭真市長遂安排祖父到北京市教育局管轄的北京市重點中學即北京八中擔任副校長。幾年後，沈鈞儒在工作人員的陪同下還去北京八中視察，與祖父敘舊。
這個場景有照片爲證。幾年前，我的姑姑也是我父親那一輩中唯一的女性將她珍藏的一張老照片贈送於我，這張老照片對於後輩子女可謂彌足珍貴，照片背面的文字寫着：“1956年11月28日，沈鈞儒副委員長來八中視察。”照片中間的人是沈鈞儒老先生，右側是我的祖父朱章寶，左側是陪同沈鈞儒前往的全國人大的工作人員。
圖中間的人爲時任民盟中央主席、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沈鈞儒，圖片拍攝於1956年11月28日北京八中，作者不詳。
民盟中央在1949年12月27日召開的一屆五中全會上，決定設立組織、宣傳、文教、婦女等委員會，1953年5月27日召開的一屆七中全會（擴大）上，指出民盟今後的工作重心要轉移到“參加國家文化教育建設爲中心工作”，要爲61％從事文教工作的民盟盟員服務，同時任命朱章寶爲中央文教委員。朱章寶上任以後，在擔負北京八中教學工作的同時，積極關注中國民盟的發展建設，致力於文教建設領域的政治思想工作，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建國以來政府文教事業的管理、教育計劃與教育方針政策的制定，擔負起整頓、改造舊教育事業與開拓、發展新教育事業的重任，並就知識分子和文化教育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建議。
1956年5月16日，民盟中央常務委員會討論通過《中央常務委員會組織大綱》，決定中常會下設組織、宣傳、文教、學習、婦女、聯絡、監察各委員會，並一致通過新增加的宣傳委員由朱章寶擔任。由於成績顯著，貢獻突出， 1955年至1957年，朱章寶還被選爲北京市西單區（現在的西城區）政協委員和常委；1957年被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政府授予了“熱心教育事業工作”獎狀。
朱章寶在1957年反右擴大化期間被打成右派，1980年被平反
1957年以後，由於時局變化，左傾錯誤特別是反右擴大化，使民主黨派成爲重災區，民盟上至中央兩位副主席章伯鈞和羅隆基（即所謂的“章羅同盟”）、下至基層全面受到衝擊，而祖父朱章寶也在這次運動中深受牽連，沒能逃過一劫，遭受到排擠和不公正待遇，被打成右派。祖父被停職由於無法繼續工作而鬱鬱寡歡，不久後遷回杭州，去世後被安葬在南山公墓。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統戰部和公安部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同年11月，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布《關於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幾點意見》，要求要做好複查與平反昭雪知識分子中的冤假錯案工作。民盟中央爲此於1978年12月28日成立落實政策小組與辦公室。1980年，已經去世12年的朱章寶終於按照政策給予平反。
回顧蹉跎歲月，祖父和沈老早年同是留日習法的同盟會會員，從辛亥革命到倒袁運動，從響應武昌起義到投身建國文教，半個多世紀同路救國的情誼，藏着民盟先輩“修身報國”的底色。當我自己也成爲民盟一員時才真正懂得，這份先輩的聯結從來不是驕傲的談資，而是推着我繼續向前的動力。民盟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北京盟訊》曾在2017年第四期19—23頁用五個版的篇幅刊登了“我祖父入盟介紹人沈鈞儒和他們的革命情誼”8000多字的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