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比我大八十岁的祖父朱章宝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我自幼就从父亲和祖母的叙述中、长大后通过走访祖父生前工作过的单位北京八中和民盟中央组织部以及民盟北京市委组织部调阅相关档案，了解到更多关于祖父生平的相关情况，尤其是祖父和结下半个多世纪友谊的沈钧儒老先生过去的交往以及与民盟有关的事情。这让我从幼年时期到青年时期再到中年时期都被民盟的光环所笼罩，也让我从小就从内心深处对民盟怀有一份特殊的深厚感情。
朱章宝视同乡和兄长的沈钧儒为良师益友，曾经在同一个党支部
沈钧儒和祖父都是浙江人，沈钧儒是嘉兴人，祖父是金华义乌人，两地相距不到二百公里。他们二人是从什么时候熟识的已不得而知，但他们在日本东京、国内的浙江、上海、南京和重庆等地都有很多人生的交集，彼此交往超过了半个世纪。可以证实的是，沈钧儒比朱章宝年长13岁，都是在1905年秋季赴日本留学，沈钧儒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1907年回国。朱章宝则先后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和中央大学法科，获得法学博士，1908年由在日浙籍同盟会成员引荐加入同盟会，当时在日浙籍同盟会成员有秋瑾、徐锡麟等。沈钧儒于1912年5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同盟会，由褚辅成、顾乃斌介绍。
沈钧儒和朱章宝不仅都在日本留过学并学习法律，还一起先后加入同盟会，后来更是在政府里利用所学专长发挥作用，1912年8月，同盟会进行全国性改组，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多个政党正式组建国民党，原同盟会浙江支部与光复会等浙江本地会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浙江支部，沈钧儒和朱章宝均为该支部党员。
沈钧儒和朱章宝还在浙江省临时政府里的政务委员会和浙江省教育厅任过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徐佳贵曾在“湖畔风云——经亨颐与浙江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文中写道：1916年9月起，浙江省教育会副会长沈钧儒（会长是章太炎）曾派督学朱章宝等调查各县教育……朱章宝此行目的有五项任务，这些任务属于清末民初地方教育自治团体推动新式教育的实务内容：
一是调查各县教育状况：摸底学校数量、师资、经费、学生人数及办学形式（如私塾与新式学堂并存），为省教育决策提供基础数据；二是参酌地方情形随时宣讲：结合乡土实际宣传新教育理念（如义务教育、男女共学），争取乡绅与民众支持，破除保守阻力；三是劝募创建会所募捐：为浙江教育会在各县筹建固定办公与活动场所（“会所”）筹集民间资金或实物捐助；四是推销教育周报并催收报费：推广省教育会机关报《教育周报》，传播教育资讯与改革主张，同时保障刊物运营经费；五是联络各县教育会并催促其进行：整合分散的地方教育组织（部分尚在萌芽），推动其制度化运作，落实省会部署的教育改良任务。
1921年初，朱章宝与好友何公敢（1945年当选民盟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福建省司法厅厅长，民盟福建省委副主委）、郑贞文（1932—1943年任国民政府福建省教育厅厅长）一同从日本留学归来，应爱国人士陈嘉庚之邀前往福建厦门集美区，参与厦门大学的创建工作，并分别担任副校长、教务长和教授，作为副校长的朱章宝负责校舍建造及部、科设置的悉心筹划，为厦门大学初创时期的架构打下基础。
1916–1919年，朱章宝持续从事教育推动工作，曾于1919年短暂任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一中）校长，倡导新学与五四思潮。翌年应商务印书馆郑贞文邀任编辑，后被《时事新报》张东荪聘为《学灯》副刊主编，参与新文化宣传，不久因政治压力退出。
彼时的沈钧儒，1920年代初至1927年任上海法科大学（后改上海法学院）教务长，执业律师，坚持司法公正，常为进步人士义务辩护；1927年短暂任浙江省临时政府秘书长，旋因“四一二”政变遭拘捕后获释。同时参与浙江自治运动，参与起草浙江省宪法，编撰《宪法要览》《制宪必携》等，北洋政府推动“省自治”时期的1922年，沈钧儒担任浙江省自治法会议自治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朱章宝以秘书长身份配合他推进相关工作。
此后至1937年“七七事变”的15年里，二人主要在浙江、上海、武汉、南京和重庆工作。这期间，沈钧儒投身于反对军阀贿选、从事律师与教育、推动抗日救亡及参与筹建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前身）。朱章宝则参与了1925年的“五卅惨案”后援活动，联合褚辅成等组织杭州民众游行。北伐期间，沈钧儒任浙江省临时政府政务委员兼秘书长，朱章宝则在北伐军总政治部（陈铭枢部）任艺术科科长。1927年底–1930年代初，沈钧儒任上海法科大学（后上海法学院）教务长，同时以律师身份执业，常为进步人士和冤案义务辩护，曾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同一时期，朱章宝在上海多所高校（上海法政学院、大夏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任法学教授，专注于法律与论理学研究和法律著述与实务的著书立说，出版了多达七部著作。
“七七事变”后，迫于压力被释放的沈钧儒随即全力投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作为救国会代表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汉口筹组抗日救亡总会并任主席，创办《全民抗战》三日刊。参与发起民主宪政运动，并与黄炎培等组建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前身，1941年成立，1944年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核心创始人之一，任中央常务委员，主张民主抗战、反对一党专政。）；持续在《新华日报》撰文倡导“抗战、团结、进步”。1941年皖南事变后，沈钧儒在重庆坚持民盟政治立场，公开谴责国民党反共摩擦，遭国民党打压但未退缩；1946年作为民盟代表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支持政协决议，反对国民党撕毁协议、召开“制国大”。1947年10月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后，民盟总部被迫解散，沈钧儒于1948年初秘密移居香港，继续领导民盟剩余力量，筹划恢复组织并联合其他民主党派。
浙江省政府在“七七事变”后迁到永康，朱章宝受时任浙江省省长黄绍雄安排，先在抗日政治工作队训练班授课，1937年12月杭州沦陷后，浙江省政府主要机构迁至丽水，朱章宝被省长派往丽水县（丽水为战时浙江省临时省会）担任县长，推动政工队下乡动员、筹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1938年他以丽水县长和学务委员的身份主导完成浙江省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的建立。
1939年7月，县长朱章宝在抗战二周年颁发的布告。
在国民政府里成为熟悉的同事，朱章宝曾多次到沈钧儒住所拜访
1938–1940年，朱章宝主要在浙江参与抗日政工与地方行政，浙江省参议会议员、国民革命军中央训练团浙江分团教官及省长公署秘书，其间曾赴义乌联络冯雪峰商讨民众动员，同时继续出版著述法律与政治著作。1940年，朱章宝的留日同学费鸿年（建国后在水产部做教授）邀请他帮忙，负责上饶贸易联合办事处工作。1942年，上饶沦陷，迁移到崇安，恰逢这时在重庆陪都的国民政府设立地政署，彼时在浙江省政府担任领导的一位学生推荐朱章宝去担任地权处处长，朱章宝犹豫再三后决定前往。
朱章宝到重庆后，曾多次前往沈钧儒位于马鞍山村18号的住所谈论时政。在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后，地政署改名为地政部，朱章宝担任地政部参事，相当于司长一职。1938-1945年期间，沈钧儒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朱章宝任土地署参议，工作上来往甚多，而且他们有共同的好友于右任。据祖母讲，于右任和祖父每每新出版或新编纂一本书都要第一时间送给对方，于右任总共亲撰或主编过四本书，祖父则出版过七部书，分别是：《德国富强之由来》（1914年商务印书馆初版）、新时代丛书《行政法总论》（1931年10月商务印书馆初版）、《法律现象变迁史》（1934年5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土地法理论与诠解》（1947年3月商务印书馆初版）《民法概要》《论理学纲要》（1937年3月商务印书馆初版），《新编高中论理学》（1939年5月中华书局初版）。
朱章宝所著七部书籍中其中两部书的封面，《德国之富强由来》和《伦理学纲要》。
1947年，抗日战争胜利，和国民政府一起回到南京的朱章宝看到国民党一党专政，腐败无能，非常痛心，下了辞职的决心。于是，朱章宝将自己写的《六十年来的反省和今后的愿望》向组织递交，然后辞去了地政署的职务。1948年春，朱章宝回到金华，赋闲在家，和老友何茂钟经常在一起商议如何发展当地的建设工作；同年冬天，朱章宝早年的留日同学范扬，极力邀请他出任金华中学校长一职，朱章宝考虑到这是自己40多年的母校，遂表示同意，随后经过浙江省教育厅正式任命后上任。朱章宝上任后提出自己的“反封建”“反独裁”“反神秘”的口号，希望带领学校积极分子共同整顿学风，一直到金华解放，解放军进城。这时的朱章宝深切体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给中国人民带来希望，于是请求外出学习，经军管会批准后辞职。
朱章宝在上个世纪50年代所做盟务工作被肯定，沈钧儒曾去单位看望
朱章宝由于多年和沈钧儒等民盟元老一起工作，关系融洽，对民盟非常了解，但自己以前一直在国民政府里工作，不便申请，建国初期，民盟发展盟员还局限在文教界知识分子，但当时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存有入盟不如入党的思想，致使民盟发展盟员的速度十分缓慢，而朱章宝在这样的环境下于1951年3月20日正式填写入盟申请表要求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入盟的第一介绍人是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2月以后任民盟中央主席）的沈钧儒，第二介绍人是时任民盟中央委员（1955年2月以后任多届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的周新民，
在朱章宝提交的《中国民主同盟入盟申请表》上“就本盟当前任务的认识及其感想如何”一栏中最后两行这样写道：“中国民主同盟是指导全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路线的一盏光明灯，也是锻造革命知识分子的铁工厂。”
沈钧儒也许正是看到了祖父的留日经历和专业能力，以及私下二人的交往和相互了解，沈钧儒对祖父的个人发展也是非常关心和不遗余力推荐，1951年，沈钧儒向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提到祖父的工作安排问题，不久后刘少奇给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写了个条子，彭真市长遂安排祖父到北京市教育局管辖的北京市重点中学即北京八中担任副校长。几年后，沈钧儒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还去北京八中视察，与祖父叙旧。
这个场景有照片为证。几年前，我的姑姑也是我父亲那一辈中唯一的女性将她珍藏的一张老照片赠送于我，这张老照片对于后辈子女可谓弥足珍贵，照片背面的文字写着：“1956年11月28日，沈钧儒副委员长来八中视察。”照片中间的人是沈钧儒老先生，右侧是我的祖父朱章宝，左侧是陪同沈钧儒前往的全国人大的工作人员。
图中间的人为时任民盟中央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沈钧儒，图片拍摄于1956年11月28日北京八中，作者不详。
民盟中央在1949年12月27日召开的一届五中全会上，决定设立组织、宣传、文教、妇女等委员会，1953年5月27日召开的一届七中全会（扩大）上，指出民盟今后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参加国家文化教育建设为中心工作”，要为61％从事文教工作的民盟盟员服务，同时任命朱章宝为中央文教委员。朱章宝上任以后，在担负北京八中教学工作的同时，积极关注中国民盟的发展建设，致力于文教建设领域的政治思想工作，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建国以来政府文教事业的管理、教育计划与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担负起整顿、改造旧教育事业与开拓、发展新教育事业的重任，并就知识分子和文化教育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1956年5月16日，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中央常务委员会组织大纲》，决定中常会下设组织、宣传、文教、学习、妇女、联络、监察各委员会，并一致通过新增加的宣传委员由朱章宝担任。由于成绩显著，贡献突出， 1955年至1957年，朱章宝还被选为北京市西单区（现在的西城区）政协委员和常委；1957年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授予了“热心教育事业工作”奖状。
朱章宝在1957年反右扩大化期间被打成右派，1980年被平反
1957年以后，由于时局变化，左倾错误特别是反右扩大化，使民主党派成为重灾区，民盟上至中央两位副主席章伯钧和罗隆基（即所谓的“章罗同盟”）、下至基层全面受到冲击，而祖父朱章宝也在这次运动中深受牵连，没能逃过一劫，遭受到排挤和不公正待遇，被打成右派。祖父被停职由于无法继续工作而郁郁寡欢，不久后迁回杭州，去世后被安葬在南山公墓。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同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要求要做好复查与平反昭雪知识分子中的冤假错案工作。民盟中央为此于1978年12月28日成立落实政策小组与办公室。1980年，已经去世12年的朱章宝终于按照政策给予平反。
回顾蹉跎岁月，祖父和沈老早年同是留日习法的同盟会会员，从辛亥革命到倒袁运动，从响应武昌起义到投身建国文教，半个多世纪同路救国的情谊，藏着民盟先辈“修身报国”的底色。当我自己也成为民盟一员时才真正懂得，这份先辈的联结从来不是骄傲的谈资，而是推着我继续向前的动力。民盟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北京盟讯》曾在2017年第四期19—23页用五个版的篇幅刊登了“我祖父入盟介绍人沈钧儒和他们的革命情谊”8000多字的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