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以來，人工智能進入大規模商業化擴張階段，以大模型、機器人、智能製造爲代表的新一輪技術革命正在重塑全球產業體系；美國科技股持續高估值、全球流動性重新寬鬆背景下，金融市場泡沫風險不斷累積；俄烏衝突、中東局勢、印太戰略競爭等地緣政治因素持續發酵，世界經濟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三重衝擊”。
技術革命改變增長邏輯，金融泡沫放大市場風險，地緣競爭重塑全球秩序。三股力量相互交織，既孕育新機遇，也積聚新風險。全球經濟將如何演進？中國經濟時報邀請國內知名專家，從宏觀經濟、國際政治經濟學、金融安全、人工智能和產業發展等多個維度，系統解析全球經濟新變局，研判世界經濟未來走勢，爲推動中國高質量發展提供理論支撐和政策思考。
核心觀點：
三重衝擊正在改寫全球化的運行規則，卻改變不了各國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客觀現實。世界經濟能否走出低增長和高不確定性，取決於各國能否把技術進步轉化爲共同發展的動力，把資本力量引入服務實體經濟的軌道，把安全關切置於開放合作的框架之中。
當今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方興未艾，國際經濟格局正處在深刻調整之中。從歷史上看，技術革命、金融泡沫與地緣政治往往並不同步。當前，以AI爲代表的技術革命、全球資本泡沫和大國戰略競爭卻在同一時期交織疊加，形成影響世界經濟的複合型衝擊。技術革命正在重塑生產率提升路徑，資本對新技術的集中追逐加劇市場估值波動，大國戰略競爭則把安全因素更深嵌入貿易、投資和技術流動。三種力量相互傳導，不僅改變增長動力和資源配置方式，也推動國際分工、產業鏈供應鏈和全球治理體系加快重組。世界經濟面臨的已非傳統週期波動，而是發展模式、競爭格局和國際秩序的系統性調整。準確把握三重衝擊的內在機理及其演進趨勢，對於研判世界經濟新格局、認識全球治理面臨的深層矛盾具有重要意義。面對變局，中國既要以科技創新和強大國內市場夯實發展根基，也要以高水平開放拓展國際合作空間，在世界經濟重組中贏得戰略主動，並以自身發展的穩定性和確定性爲全球增長與共同發展注入新動力。
世界經濟進入深度調整與秩序重構新週期過去數十年，國際分工持續深化，全球貿易投資聯繫不斷擴大，資本、技術和生產要素得以在更大範圍內配置，全球資源配置效率不斷提高。貿易和投資壁壘下降降低了跨境交易成本，信息通信技術進步提高了跨國生產的組織效率，全球價值鏈不斷延伸使後發經濟體獲得承接產業轉移、吸收技術以及提升生產率水平的機會。過去的增長模式建立在穩定的國際環境和較低的跨境交易成本基礎之上，而這些基礎條件正在發生明顯變化。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正在改變生產率提升的路徑，資本市場正在圍繞未來技術收益重新配置資源，安全正成爲大國博弈中影響經貿活動的重要變量。世界經濟這一輪調整已經超出通常的景氣循環，全球資源配置需要在效率、韌性與安全之間形成新的平衡。首先，以人工智能爲代表的新一輪技術革命正在改變生產率提升的路徑。過去全球價值鏈延伸具有較強的技術擴散效應，後發經濟體可以通過承接產業轉移和吸收成熟技術實現生產率追趕。人工智能等技術快速發展後，前沿創新及其規模化應用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明顯上升，技術優勢也更依賴研發能力、應用場景與產業體系之間的協同。擁有較強創新能力、完整產業體系和較大市場空間的經濟體，更容易通過持續迭代形成累積優勢。全球生產率提升可能伴隨技術紅利向少數國家和企業集中，進而影響各國比較優勢和增長差距。其次，全球資本市場對新技術收益的提前定價帶來新的泡沫化風險。人工智能發展帶動相關資本開支持續擴張，其投資回報高度依賴未來生產率提升和商業化前景，全球資本市場正在進行對人工智能預期收益的提前定價。技術樂觀預期推動資本進一步集聚，資本開支和資產估值相互強化，當盈利增長難以匹配前期投資和估值水平時，泡沫化風險隨之上升。全球資本市場由此呈現技術投資擴張與金融脆弱性同步積累的特徵，技術週期與金融週期之間的聯繫進一步加深。再次，大國戰略競爭將安全因素嵌入國際分工和跨境資源配置。過去較長時期，全球生產網絡主要依據比較優勢和成本效率形成，資本、技術和生產要素在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中實現跨境配置。隨着關鍵技術和產業鏈的戰略屬性上升，安全因素日益成爲影響國際分工和全球資源配置的重要約束。各國更加重視產業鏈供應鏈關鍵環節的穩定性與可控性，全球生產網絡也相應呈現多元化、區域化趨勢。國家產業基礎、市場規模和穩定供給能力在國際分工中的重要性上升，原有以效率提升爲主要驅動力的全球化運行方式面臨新的調整。
三重衝擊加速重塑全球增長與治理格局三重衝擊的深層影響，在於從供給、配置和規則三個維度同時改變了世界經濟的運行條件。技術革命重塑產業競爭的基礎參數，資本重估放大創新競賽的金融動能，地緣競爭則重構技術與資本的空間流向。三者並非各自獨立的平行進程，而是在相互傳導中形成閉環式鏈條，其疊加效應正在將全球增長推入新範式。理解這一範式轉換的內在機理，有助於看清當前世界經濟困境的深層癥結，也爲研判治理變革的方向提供邏輯起點。第一，技術突破與資本集中的相互強化促使增長動能與金融脆弱性同步積累。人工智能、先進芯片和智能機器人等領域，被普遍預期爲下一輪生產率躍升的核心引擎。然而，這些技術的戰略性與軍民兩用屬性，使其天然成爲國家間相對優勢的爭奪焦點。資本市場對此給予系統性估值溢價，高估值一方面爲科技企業的研發投入與規模化擴張提供了廉價的流動性支持，加速了技術迭代的週期速率；但另一方面，資本向少數賽道與頭部企業的過度集中，內生出顯著的非對稱脆弱性。一旦盈利預期與企業基本面之間出現系統性偏離，估值泡沫的破裂將通過全球金融機構的交叉持倉、衍生品風險敞口以及風險平價策略的去槓桿連鎖反應，迅速沿跨境資本網絡傳導，演變爲跨市場、跨區域、跨資產類別的系統性金融動盪。技術樂觀預期與金融加速器效應由此被緊緊綁定，形成增長動能與脆弱性同步累積的雙重結構。第二，基於安全考量的地緣競爭重塑全球配置邏輯。過去數十年，技術擴散與資本流動遵循效率優先的全球化準則。而今，出口管制、投資安全審查、金融制裁以及供應鏈“去風險化”等政策工具，使跨境流動日益受制於國家安全約束。先進芯片不再依市場原則自由出貨，關鍵礦產不再遵循比較優勢邏輯，跨國併購不再僅以商業回報爲決策依據。地緣政治正以制度性力量重構全球經濟結構——效率最大化的單一全球市場被迫讓位於安全考量下的多軌平行體系。這一變化不僅抬高了交易成本，更削弱了全球資源配置的優化功能，使經濟增長面臨供給約束與效率損失的雙重壓力。第三，當前的全球治理規則供給難以適配現實的需求。既有的全球治理架構，無論是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的多邊貿易規則，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導的金融穩定安排，抑或二十國集團框架下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其主要形成於經濟全球化快速擴張的上世紀九十年代至本世紀初。底層預設是全球化的不可逆性、大國關係的總體穩定性，以及經濟邏輯對安全邏輯的優先性。然而，三重衝擊疊加之下，這些底層預設正在逐一鬆動。人工智能治理尚無國際共識，數字規則與數據跨境流動規則懸而未決，金融風險的外溢缺乏有效防火牆，而經濟安全化趨勢更使得傳統貿易與投資規則無所適從。其深層癥結在於一個根本性的錯配：規則體系的供給仍停留在舊全球化時代的問題意識之中，而治理對象卻已大步邁入一個技術主權化、資本政治化、貿易安全化的新階段。當治理對象的性質發生質變，而治理工具卻僅止於邊際修補，系統性失靈便具有內在必然性。由此，世界經濟正步入一個“複合型大國競爭”的新階段，冷戰時期的陣營敘事回潮，技術封鎖與金融制裁頻率上升；區域集團與排他性聯盟加速形成，供應鏈沿地緣斷裂帶重組。但全球化底層紐帶並未徹底斷裂，大宗商品定價、氣候風險、跨國資本逐利本性及全球南方的發展訴求，仍在持續產生跨陣營協作需求。未來更可能呈現競爭加劇而合作存續、局部脫鉤而整體粘連、規則分化而相互依存的複雜圖景。全球治理的真正命題，已不在於能否恢復舊日的“黃金時代”，而在於如何在碎片化中建構局部協調機制，在大國博弈夾縫中爲共同利益保留制度性對話空間。這既是三重衝擊留給這個時代最深的拷問，也是重構增長與治理新範式的歷史起點。
以開放合作共創世界經濟新未來三重衝擊的深層影響，在於重塑各國發展的條件和參與國際競爭的方式。未來世界經濟能否重獲穩定增長，既取決於技術進步能否形成廣泛的生產率紅利，也取決於資本能否更多服務實體經濟、開放合作能否在安全關切下延續。對中國而言，外部環境的深刻變化既帶來壓力，也打開了重塑增長動力、鞏固發展韌性、拓展合作空間的新窗口。立足超大規模市場、完整產業體系和不斷增強的創新能力，中國有條件把外部壓力轉化爲深化改革、推動創新、擴大開放的動力，以自身發展的穩定性和確定性爲世界經濟注入新的動力。第一，把技術革命轉化爲實體經濟生產率躍升。人工智能、機器人等新技術正由單點突破加快邁向規模應用，國際競爭的重心也由單純比拼模型能力、算力規模，進一步轉向比拼技術應用深度和產業協同能力。這一變化，爲中國發揮製造業體系完整、應用場景豐富和工程化能力較強的優勢提供了重要窗口。依託完備的產業體系和超大規模市場形成的多樣化需求，中國能夠推動人工智能與研發設計、生產製造、供應鏈管理深度融合，促進創新成果在應用中持續優化，並帶動產業升級。抓住這一機遇，關鍵在於把科技創新的着力點放在實體經濟，把更多資源引向關鍵技術攻關和產業化應用，形成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鍊相互支撐的發展格局。特別是要發揮長期資本作用，支持企業開展基礎研究和技術轉化，避免資本過度集中於概念炒作和短期估值。只有率先形成技術創新、規模應用和效率提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才能把科技革命帶來的歷史機遇轉化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現實動能。第二，把超大規模市場轉化爲抵禦外部衝擊的發展韌性。全球經濟重組正在抬升市場容量、市場穩定性和資源配置效率在國際競爭中的戰略價值。外部市場波動加大、產業鏈加快調整，決定一國發展韌性的，不僅是企業能否進入國際市場，更在於能否依託強大國內市場穩定需求、集聚資源、支撐創新。中國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既體現在消費潛力和產業規模上，也體現在能夠爲新技術、新產品提供廣闊應用空間，爲企業應對外部風險提供迴旋餘地。把市場規模轉化爲發展優勢，關鍵在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破除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促進商品、要素和創新資源順暢流動，才能使超大規模市場真正形成統一規則、充分競爭和高效配置的制度基礎。擴大內需也不能僅着眼於短期穩增長，而要同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居民增收、優化公共服務結合起來，持續增強消費能力和消費預期。國內需求更加穩定，企業就能夠在更大市場範圍內推進技術迭代和產業升級；國內大循環更加暢通，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衝擊就更容易得到有效緩衝。以強大國內市場支撐高水平開放，中國便能夠在全球經濟重組中保持戰略定力，進一步增強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的主動權。第三，把開放合作轉化爲聯通全球資源的樞紐優勢。全球經濟重組推動產業鏈供應鏈向多元佈局發展，國際市場更加看重供給能力的穩定性、產業配套的完整性和合作環境的可預期性。這爲中國發揮貿易大國、製造大國和市場大國優勢提供了新的空間。2025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達到45.47萬億元，同比增長3.8%，繼續保持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地位，中國依然是聯通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重要節點。中國的開放優勢，正在由商品和要素流動不斷拓展爲市場、產業、技術和服務的綜合聯通優勢。依託超大規模市場、完整產業體系和日益完善的基礎設施，中國既能夠爲全球企業提供廣闊的投資與合作空間，也能夠支持本土企業從產品出口走向技術、服務和產業鏈協同輸出。堅定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深化共建“一帶一路”經貿合作，拓展綠色發展、數字經濟和產業投資等領域合作，有利於進一步擴大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利益交匯點。開放合作越深入，中國聯通全球資源、配置全球要素的能力就越強，也越能爲世界經濟提供穩定可靠的市場、產業和發展機遇。三重衝擊正在改寫全球化的運行規則，卻改變不了各國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客觀現實。世界經濟能否走出低增長和高不確定性，取決於各國能否把技術進步轉化爲共同發展的動力，把資本力量引入服務實體經濟的軌道，把安全關切置於開放合作的框架之中。中國應以科技創新夯實發展根基，以強大國內市場增強循環韌性，以高水平開放聯通全球資源，在推進自身現代化建設中，爲世界經濟穩定增長和全球共同發展提供更堅實的支撐。
責任編輯：朱晨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