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業和個人的社保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1、天津
（1）一女性中級會計師，對口工作工資2700，扣完保險到手2000元。按照天津最新發布的2024 年度統計：全口徑職工月平均爲8540 元，企業從業人員年薪中位數摺合月薪約6404 元（年 76847 元）。
（2）可見，第一，實際工資與統計工資相差數倍；第二，工資越低，社保佔比越高；第三，繳費門檻“從低就高”（工資從高，收費就低），利富不利貧；第四，結論，不利於社會公平。
2、上海2026 年職工五險官方繳費
（1）單位承擔部分（全部企業支出）：養老 16% + 醫療 9% + 失業 0.5% + 工傷 0.2%~1.9%（取中間值 1%），合計單位總費率≈26.5%https://wxa.wxs.qq.com/tmpl/pu/base_tmpl.html
個人承擔部分（從員工工資扣除）：養老 8% + 醫療 2% + 失業 0.5% = 10.5%
二者合計：單位 + 個人合計總社保費率≈37%。
（2）2026 上海社保下限 7800 元，如果員工實際月薪只有 5000 元或以下，仍要“從低就高”按 7800 元繳費，社保佔比大幅拉高。
3、最新消息，備孕女員工被辭
（1）原文：“颱風沒等到，雨一點沒少下，本來扛着大風、暴雨去上班就很煩，結果剛到公司就聽說，比我小几個月的同事竟然被辭退了，我一整個震驚。同事結婚兩年了，上半年私下一直在備孕，有時候要去醫院打針，就有時候會來得晚一點或者早走一點。”
（2）說實話，老闆的日子也不好過。不過，好多人更願意說成是“資本家的殘暴。”認知決定命運，不敢說絕對，但肯定有些道理。
希望這位準媽媽不在此列。
二、制度剛性，剛到不管不顧
1、模向比較，企業稅負比
（1）全口徑企業稅負比（含土地出讓等）：中國約30.4% > 美國約27.4%，低於歐盟高福利國家水平（如法國 45.3%、丹麥 45.8%）。
上面的數據，對我們很友好，但是，二次分配不在前端的徵收（是手段），而在於後端的分配（是目的）——真正用於民生的財政佔比，就沒法看了：中國稅負並不低。
（2）如果考慮到三次分配，則更是有和無的區別。所以，一旦一次分配比如勞資關係“破防”，我們才忽然發現，第二和第三道防線根本不存在！
自顧不睱，必然無睱它顧，於是收縮預期，降級消費——如果存在二、三道福利防線，這位被辭的準媽媽就不會有太大的擔憂，而且可以像我在前文說過的韓國年輕人那樣，在家坦然拿着政府補貼備孕了。
2、民企薄利，社費雙壓的現實困境
（1）國內勞動密集型、服務業中小民企淨利潤大多僅 2%-5%，企業除發全額工資，還要額外拿出約 26.5% 工資額繳社保，相當於每發 1 萬元工資，企業多掏 2650 元社保，再疊加增值稅、附加稅、企業所得稅、殘保金等稅費和房租、原材料、用工成本後，總成本會吞噬絕大部分利潤。
（2）案例：一家小微企業月人均應發工資 1 萬，10 名員工；每月發工資：10 萬元；企業額外社保支出：約 2.65 萬元 / 月，一年 31.8 萬。
很多同類企業全年淨利潤都達不到 30 萬，足額合規繳費後直接由盈轉虧。
有讀者不服，說沒這麼高的工資——顯然，這個只是爲了方便討論，並不是算賬依據。你也可以直接打個對摺討論，不過，同樣還有無數中小微企業活不下去。
（3）此前，大量民企爲維持經營，只按“按最低基數繳社保”下限申報，以灰色手法緩衝人力開支，卻也尚能運營。
但是，2026 年大爲不同，小企業的生存哲學不再有效：多地（含上海）推行個稅、銀行流水、社保基數三數據聯動覈查，要求按員工全額工資申報繳費，相當於從不同視角與企業對賬本。這樣以來，過去利用跨行業數據錯位，打擦邊球的緩衝空間完全消失，企業如何應對？
（4）基於制度慣性，“從低就高”的一刀切徵收模式還將繼續，並且絲毫看不出有改善的跡象，甚至從經濟和財政各方面觀察，未來進一步強化徵收的可能性，反而在快速增加。
爲應對困局，不少中小微企業開始解除與員工的勞動合同，進而採取業務外包和訂立臨時合同等方式進行規避。甚者，直接關門大吉。
這是當下經濟不景氣、稅基減少的主要原因。
三、稅收，需要哲學、悲憫、寬容思維
（1）社保費用，本來由獨立部門徵管，現在由稅務部門統一代徵，其實已經相當於一種剛性的社保稅。以稅談費，更易理解。
社保費的後端使用場景，仍如稅後的財政一樣，並未發揮二次分配的應有作用：具體體現在羣體性分配失衡，以及由人口結構失衡和老齡化催生的“現繳現付”和“收不低支”壓力上。這對體制外的年輕人，是最大的不公。
（2）第一個從古至今：不論企業如何主動合法合規照章納稅，也無法完全達到稅務稽查部門“勿需補繳”的要求。https://wxa.wxs.qq.com/tmpl/pu/base_tmpl.html
第二個從古至今：稅收從來不會百分百實現“應收盡收”、“顆粒入庫”——雖然在有些國家偷稅是重罪，但仍然是威懾大於實刑，而且因爲後端的“用之於民”受到法律嚴格約束，收支兩端早已形成良性互信和互動，納稅上升到公民榮譽，跨越了塔西佗陷阱。
（3）在經濟向好、稅基充裕時，稅收力度反而較小，彈性較大；反之，更容易步入“源少緊收”的通縮式惡性循環。
一個寬容的社會，經濟往往更有活力；有活力的經濟行爲，自然會反哺可能流失的稅收，總體達成平衡並具備超越效果。
（4）有一篇“從革命到抑鬱”的文章說：如果革命是一場人類激情的完整展示，那麼當革命敘事不再是主流，人類就會進入壓抑狀態。
從革命到抑鬱，因爲二者落差太大，太多的衍生後果並不會因爲抑鬱而終止，並會在社會各個方面體現出來，且多數都呈現出負反饋。
不論社保或稅收，皆需走出“管理就是收費”模式，從財政層面着眼於“如何花錢”，既緩解社會壓力，也能修復負反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