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和个人的社保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1、天津
（1）一女性中级会计师，对口工作工资2700，扣完保险到手2000元。按照天津最新发布的2024 年度统计：全口径职工月平均为8540 元，企业从业人员年薪中位数折合月薪约6404 元（年 76847 元）。
（2）可见，第一，实际工资与统计工资相差数倍；第二，工资越低，社保占比越高；第三，缴费门槛“从低就高”（工资从高，收费就低），利富不利贫；第四，结论，不利于社会公平。
2、上海2026 年职工五险官方缴费
（1）单位承担部分（全部企业支出）：养老 16% + 医疗 9% + 失业 0.5% + 工伤 0.2%~1.9%（取中间值 1%），合计单位总费率≈26.5%https://wxa.wxs.qq.com/tmpl/pu/base_tmpl.html
个人承担部分（从员工工资扣除）：养老 8% + 医疗 2% + 失业 0.5% = 10.5%
二者合计：单位 + 个人合计总社保费率≈37%。
（2）2026 上海社保下限 7800 元，如果员工实际月薪只有 5000 元或以下，仍要“从低就高”按 7800 元缴费，社保占比大幅拉高。
3、最新消息，备孕女员工被辞
（1）原文：“台风没等到，雨一点没少下，本来扛着大风、暴雨去上班就很烦，结果刚到公司就听说，比我小几个月的同事竟然被辞退了，我一整个震惊。同事结婚两年了，上半年私下一直在备孕，有时候要去医院打针，就有时候会来得晚一点或者早走一点。”
（2）说实话，老板的日子也不好过。不过，好多人更愿意说成是“资本家的残暴。”认知决定命运，不敢说绝对，但肯定有些道理。
希望这位准妈妈不在此列。
二、制度刚性，刚到不管不顾
1、模向比较，企业税负比
（1）全口径企业税负比（含土地出让等）：中国约30.4% > 美国约27.4%，低于欧盟高福利国家水平（如法国 45.3%、丹麦 45.8%）。
上面的数据，对我们很友好，但是，二次分配不在前端的征收（是手段），而在于后端的分配（是目的）——真正用于民生的财政占比，就没法看了：中国税负并不低。
（2）如果考虑到三次分配，则更是有和无的区别。所以，一旦一次分配比如劳资关系“破防”，我们才忽然发现，第二和第三道防线根本不存在！
自顾不睱，必然无睱它顾，于是收缩预期，降级消费——如果存在二、三道福利防线，这位被辞的准妈妈就不会有太大的担忧，而且可以像我在前文说过的韩国年轻人那样，在家坦然拿着政府补贴备孕了。
2、民企薄利，社费双压的现实困境
（1）国内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中小民企净利润大多仅 2%-5%，企业除发全额工资，还要额外拿出约 26.5% 工资额缴社保，相当于每发 1 万元工资，企业多掏 2650 元社保，再叠加增值税、附加税、企业所得税、残保金等税费和房租、原材料、用工成本后，总成本会吞噬绝大部分利润。
（2）案例：一家小微企业月人均应发工资 1 万，10 名员工；每月发工资：10 万元；企业额外社保支出：约 2.65 万元 / 月，一年 31.8 万。
很多同类企业全年净利润都达不到 30 万，足额合规缴费后直接由盈转亏。
有读者不服，说没这么高的工资——显然，这个只是为了方便讨论，并不是算账依据。你也可以直接打个对折讨论，不过，同样还有无数中小微企业活不下去。
（3）此前，大量民企为维持经营，只按“按最低基数缴社保”下限申报，以灰色手法缓冲人力开支，却也尚能运营。
但是，2026 年大为不同，小企业的生存哲学不再有效：多地（含上海）推行个税、银行流水、社保基数三数据联动核查，要求按员工全额工资申报缴费，相当于从不同视角与企业对账本。这样以来，过去利用跨行业数据错位，打擦边球的缓冲空间完全消失，企业如何应对？
（4）基于制度惯性，“从低就高”的一刀切征收模式还将继续，并且丝毫看不出有改善的迹象，甚至从经济和财政各方面观察，未来进一步强化征收的可能性，反而在快速增加。
为应对困局，不少中小微企业开始解除与员工的劳动合同，进而采取业务外包和订立临时合同等方式进行规避。甚者，直接关门大吉。
这是当下经济不景气、税基减少的主要原因。
三、税收，需要哲学、悲悯、宽容思维
（1）社保费用，本来由独立部门征管，现在由税务部门统一代征，其实已经相当于一种刚性的社保税。以税谈费，更易理解。
社保费的后端使用场景，仍如税后的财政一样，并未发挥二次分配的应有作用：具体体现在群体性分配失衡，以及由人口结构失衡和老龄化催生的“现缴现付”和“收不低支”压力上。这对体制外的年轻人，是最大的不公。
（2）第一个从古至今：不论企业如何主动合法合规照章纳税，也无法完全达到税务稽查部门“勿需补缴”的要求。https://wxa.wxs.qq.com/tmpl/pu/base_tmpl.html
第二个从古至今：税收从来不会百分百实现“应收尽收”、“颗粒入库”——虽然在有些国家偷税是重罪，但仍然是威慑大于实刑，而且因为后端的“用之于民”受到法律严格约束，收支两端早已形成良性互信和互动，纳税上升到公民荣誉，跨越了塔西佗陷阱。
（3）在经济向好、税基充裕时，税收力度反而较小，弹性较大；反之，更容易步入“源少紧收”的通缩式恶性循环。
一个宽容的社会，经济往往更有活力；有活力的经济行为，自然会反哺可能流失的税收，总体达成平衡并具备超越效果。
（4）有一篇“从革命到抑郁”的文章说：如果革命是一场人类激情的完整展示，那么当革命叙事不再是主流，人类就会进入压抑状态。
从革命到抑郁，因为二者落差太大，太多的衍生后果并不会因为抑郁而终止，并会在社会各个方面体现出来，且多数都呈现出负反馈。
不论社保或税收，皆需走出“管理就是收费”模式，从财政层面着眼于“如何花钱”，既缓解社会压力，也能修复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