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中國歷史上，王朝更迭時期容易出現軍人專權和割據一樣，民國自袁世凱死後，權勢最大而且聲音最大的軍人，紛紛蛻變成了軍閥，大者控制北京政府，小者割據地方，最大的如東北的張作霖，割據三省，一般的則以督軍、鎮守使的方式，割據一方，最小的軍閥割據者，比如在福建，還有割據一縣的。然後爲爭奪土地和資源，混戰不已。
軍閥割據不見得是歷史的規律，可一旦進入這樣的局面，一個不以人們意志爲轉移的存在的軍閥邏輯，就左右了歷史的進程。軍人割據，成爲政治的常態，而割據的軍人，就是軍閥，軍頭的獨裁專斷是免不了的。各省即使還存在議會，但絲毫左右不了督軍的作爲，而且一省的文官，包括省長，都得由督軍安排，成爲督軍的影子，北京政府派來的省長，早晚都會被趕走。控制北京政府的軍人集團，政府的核心部門，比如陸軍部、財政部和交通部，也一定要由集團的自己人掌握。
關鍵的是，一旦割據事態已成，軍人集團之間，爲了爭奪土地和資源，戰事頻仍，佔有最多的土地和資源，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購置武器，爭取人才，瓦解對手，在軍閥混戰中佔據上風。誰要是不遵從這個邏輯，就會在競爭中落敗，一個軍閥集團，即使首領不想這樣，部下都不會答應，因爲擋了他們晉升的道兒。
所以，儘管軍閥割據和混戰，軍人的橫暴，人人痛恨，舉國都在喊裁軍，但卻越裁兵越多。在北洋初期，一個師長，已經是個人物了，一個省頂多兩個師，但到了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後，各個軍閥集團，動輒就是十幾到幾十萬人，方面軍和集團軍司令俯拾皆是，一個師長已經是小人物了。張作霖佔據東三省之後，他的財神王永江一直強烈反對他入關擴張，可張作霖卻至死都要打出山海關。馮玉祥在做一個小旅長的時候，就蘊含了日後膨脹成幾十萬軍事集團的根苗。只要是個軍頭，或者失敗，或者膨脹，軍閥的邏輯，不可抗拒。
雖然按照規矩，各省是要向北京政府解款的，但是，自打袁世凱死後，各省督軍基本上一文錢不交，但卻天天向北京索要軍餉，控制一省或者幾省的巨頭，從省到縣，不僅行政長官須得是他們自己的人，而且連一個縣的稅收和厘金，也必須由自己人，甚至自己的親屬掌控。大軍頭控制一省乃至數省的財源，而小軍頭則控制一地，乃至一縣的財源，連一個小小釐卡的頭目，必須得跟當地駐軍頭目有關係。
中央政府雖說政令不出都門，但各省的督軍，都要由中央的任命，如果鬧翻了，就宣佈獨立或者自主，只是，這樣的狀態並不長久，只要某個軍閥跟控制中央政府的軍閥結束了敵對關係，獨立或者自主就結束了。
各地的軍閥，從來不按規矩向中央政府繳款，但卻不斷地向中央要餉，要是要不來的，但這樣在姿態卻一定要有。各省也是一樣，小軍頭把持了基層的財源，一般都是自己拿大頭，小部分上繳，也有乾脆全部鯨吞的。但是，他麾下的部隊，卻要督軍或者省政府供養，一旦糧餉有缺，就一定要不斷地索要。基本上覆制了北京政府和各省督軍的關係，只有一些特別有辦法，特別強勢的督軍，或者幾省的巡閱使，纔有辦法讓各地駐軍吐出更多的稅款來。
這樣的軍閥邏輯，東漢末年，中唐之後，晚唐五代時期，大體上也存在，只是，民國時期畢竟已經進入了近代，大小軍頭，大多數是現代軍校的畢業生，當初投筆從戎，大多懷有一腔救國救民的抱負。而且，民國有了自主的媒體，而且，有了西方世界在中國的存在，更有開放式的媒體存在，所以，即便是軍閥混戰，軍閥多少還有些忌憚，跟東漢末年和晚唐五代相比，軍閥混戰的戰事，至少在北洋時代的前期，殺戮和對民衆的擾害要輕得多，軍人們大抵還會對文明有一點忌憚。但是，隨着軍閥混戰的規模逐漸擴大，軍隊的規模也在膨脹，軍費的無節制增加，對社會生產和生活的破壞，也逐漸加劇。
事實上，到了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後，隨着跨省的內戰頻繁發生，中國由軍閥引起的內戰，已經接近崩潰的邊緣，由此帶來的社會混亂，盜匪橫行，讓衆多的民衆流離失所，無法正常的務農和經商了，在那段時間，農村的精壯勞動力，當兵喫糧，已經成爲最大的活命的出路，而且這種狀況，已經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深切擔憂，1923年臨城劫車案之後，甚至掀起了一場要求國際共管中國的聲浪。就當時而言，不僅知識界對此深深地憂慮，就是有見識的軍人，也日益感到不安，覺得亡國危機，就在眼前了。
聯省自治，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興起的一個社會思潮，雖然聯邦制的制度設計，早就引進過，但引起如此大的社會迴響，說到底，還是因爲軍閥割據和混戰的現實。1920年夏天，這個主張，由飽受戰亂之苦的湖南，首先宣佈要將之落地了。所謂的聯省自治，雖然表面上，是要在中國至下而上的推行聯邦制，打破長期的單一制國家的模式，但具體實施起來，就是行憲自治，以一個省爲單位，實行民主憲政。這種政治主張，真正的對手，不是一個個具體的軍閥，而是無所不在的軍閥邏輯。
1920年代，雖然一度聯省自治的呼聲很高，宣稱要實行自治的省份不少，但真正實行的，其實只有湘粵兩省。其主事之人，在廣東，爲陳炯明，在湖南，爲趙恆惕（譚延闓有首倡之功，但很快就離去，不久竟然淪爲破壞自治的人）。兩人都是深愛桑梓的軍人，的確懷着對家鄉的關切，投身到這場變革之中。兩地實行聯省自治的背景，也差不多。湖南是南北戰爭的戰場，飽受北軍的蹂躪。但凡戰火所及，大到長沙，小到僻地鄉村，無處沒有燒殺淫掠。“北軍既將醴陵、株洲次第攻克，所至之處，店鋪房屋，縱火焚燒，劫掠財貨，逢人便殺，熱鬧商場，頓成焦土。”
段祺瑞的謀主徐樹錚，是南北戰爭的推動者，他幾次南下湖南，在湖南所見，北軍的表現，連他自己也感到失望，他說魯軍施從濱師的士兵，人人背後一個包袱，大小不等，護之若命。裏面紅裙翠袖，婦孺小衣，什麼都有，顯見是搶劫來的。
同樣，廣東由於一度成了廣西軍閥陸榮廷的“殖民地”，而且，在孫中山進入廣東之後，另立的非常軍政府，也由於濫招各省失意的軍閥隊伍，擴充實力，使得廣東也大受客軍之害。在民國時期，軍人對於自己的家鄉，多少有些忌憚，但是，一旦進入別人的家鄉，就爲所欲爲，所以，別省的軍隊，對於湘粵的商家和民衆，就是噩夢。
顯然，趙恆惕和陳炯明力推聯省自治，都有驅逐客軍，防止別省軍隊擾害鄉里的衝動。湖南的自治發動得早，在1920年夏，吳佩孚撤防北上與皖系開戰，湘軍趁機打垮張敬堯，驅逐所有的北軍之後，就由湘督譚延闓宣佈要實行聯省自治了。廣東陳炯明則要在第二年，即1921年年初，驅逐了桂系之後，才亮出聯省自治的招牌。
但是，在制定省憲法的時候，兩人事實上對瀰漫於國中的軍閥邏輯，以及這個邏輯對聯省自治的危害，並沒有十分清醒的認識。聯省自治的重心，其實不是實行聯邦制，也不是自治，而是制憲，以省爲單位，實行憲政。可是，只要軍人還說了算，把持地方行政乃至財源，憲政就是一紙空文。然而，在1921年，已經由趙恆惕來主持湖南自治的時候，他的認識還是這樣的，他說：聯省自治，是一條湖南自救的大道，也是一條救中國的大路。“原來我們共和國家的真精神，就是好自治。又中國這個國家，宜於單一制，還是宜於聯邦制？以這大的地方，這多的人民，已經試驗十年了，單一制不大合適，自然是宜於聯邦制。
就積極方面說，更當採用聯省建國的方法。我們湖南採這個政策，是自居造邦的首席。對於改造國家，是負了莫大的責任。我們製造者省憲法，就是造邦的根本。我們製造得好，自然是首邦的光榮，自然可以爲各省的模範。現在四川呀，雲南貴州廣東各省呀，都打電報要我們的法案，做他們的藍本。倘若湖南發生了障礙，這個政策，又壞了，仍如從前專恃武力政策，是禍亂相尋不知伊于胡底，湖南地處衢要，災禍必更劇烈。”
而陳炯明的聯省自治，則在實行社會改造，禁娼禁賭禁毒，以及廣州市政改造方面，投入了最多的精力，雖然跟他在福建漳州時一樣，贏得了諸多進步人士參觀時的讚譽，但並未觸碰到實質問題，整頓和改造軍隊的問題，連碰都沒碰過。
所以，兩省的制定憲法，湖南的省議會和縣議會的選舉，廣東的縣議會的選舉，湖南的省長選舉，廣東的縣長選舉，儘管也有諸多障礙，但大體還算比較順利地通過了，軍隊對此，也都相當的配合。但是，湖南最終還是要面對軍人把持地方財政的痼疾，而廣東也是一樣，賭博和販毒，事實上都跟軍人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是他們在把持操控。
趙恆惕很快就發現，讓譚延闓不得不離開湖南，也讓自治陷於困境的最大問題，其實是財政的困難，而財政困難，結症在軍人把持。一方面，軍人索要欠餉，一方面，縣鄉的稅收和厘金卻根本收不上來。湖南新政府的困境，竟然跟中央政府一樣。名義上，他是湘軍的總司令，但是，各個部隊把持駐地的財政，自己購買武器，自己配置軍官，哪怕幹一些搗毀縣議會，胡亂抓人，收繳民團的槍械，他都管不了。自治實行的前期，雖然並不情願，他最終還是同意援鄂，打了一場不該打的戰爭，骨子裏，還是因爲供養軍隊的壓力。畢竟，湖北要比湖南富裕得太多，是一塊肥肉。
湖南省政府全年的財政收入，據1921年湖南財政廳的人講，湖南的財政收入，以田賦厘金爲大宗，次之則爲田房契稅及菸酒屠宰印花種種雜稅，每年不過七百萬左右，而軍費一千二百萬，政費四百萬，收入不抵支出的十分之五。而田賦預徵，已經實行十年，應收之田賦，早已繳收。當然，實際上省府還能有些雜七雜八的收入，比如礦產，銅元，鹽稅和鹽稅以及附加等等，但加起來，每年也不足1000萬，即使全數用來支付正規軍的軍餉都不夠。民國十一年下半年，歲入575萬元，但當年的軍費開支，就達516萬元，佔歲入的十分之九。這還是在拖欠軍餉，即使發放，也不足額的情況下，如果足額髮餉，則全年的財政收入都填進去，也是不夠的。
省內相當多的稅源，都被軍隊把持了，水根本流不到省庫裏來。當年湖南最大的一筆收益，還不好明說，實際上就是煙稅（鴉片過路稅）。當年的湖南的確有一筆數額巨大，但不好公開說的收入，卻一直被湘西軍人控制，這就是從川滇進入湖南再轉口廣州的鴉片過路稅，省政府也是無法染指，這筆錢，當時人稱特稅。問題不在特稅上，而是有了這種特稅，這些地方的軍人，財大氣粗之後，就會生出不臣之心，漫說省憲變成了一張紙，就是同樣手握重兵的趙恆惕總司令，也不在話下。後來的譚趙之戰，起因就是因爲湘西的特稅鬧出來的。
趙恆惕在寫給譚延闓的信中說：“湘省財政奇窮，各地稅收爲各軍所截留，其現象譬如北京政府，各地只向政府索款，政府不能管各地收入也。政府不能律以正軌，欲求收支適合，大是夢話，真有不可終局之勢。”他清楚地意識到，不解決這個問題，行憲自治是根本沒戲的。
能截留稅款，是因爲各地駐軍把持厘金局，雜稅局，這些機構的官員，即使不是軍隊的人，也屈服於軍隊的淫威，俯首帖耳。這些厘金和雜捐雜稅的收入，基本上都被當地駐軍以各種名義扣下。這樣的情形，自譚延闓時代就這樣，自治之後，依然我故，沒有丁點轉機。早在趙恆惕接手湘政之初，還是林支宇做臨時省長之時，就通令要求慎重選用徵收官吏，想把各地的徵收之權拿在自己手裏。但是，毫無用處，根本沒人聽。
趙恆惕知道，問題的關鍵在軍隊哪兒，因此，他以湘軍總司令的名義，頻繁做軍隊將領的工作，要他們不再幹預操縱各地的厘金局和雜稅局，不再截留稅款。但是，各個將領以積欠軍餉太多爲由，討價還價，就是不肯放手。最後，趙恆惕拍板，提前提徵民國十二年的田賦，用來償清軍隊中最急需的欠餉。從此而後，從1923年1月1日起，所有徵收機關的收入一律上繳省政府，由財政司統一收發，各地軍隊，不許再幹預地方徵收機關的人事任免，不許再截留稅款。
然而，在笑納了民國十二年的田賦之後，各地駐軍將領，依然不肯放棄控制各地稅收之權。當年的報人評論說，省政府在支付了鉅額的田賦之後，各地的厘金雜稅，各地徵收機關，“連一個刮痧的錢亦不使政府看見”，自治新政府的財政司司長袁華選要替換幾個厘金局局長，雜稅處的處長，一點戲都沒有，根本無人搭理。因爲這些厘金和稅務官員，背後都有軍人的靠山。
應該說，當年湖南的軍人，對於立憲自治，也是有期待的。也可以說，他們對軍閥割據以及混戰的局面，也有自己的體悟。但是，這樣的道德覺悟，在具體的利益面前，往往會變得不堪一擊。或者說，將領們在被招到省政府開會的時候，被趙恆惕所感召，是一個樣子，開完會，回到他們在長沙的俱樂部，叫妓喝花酒時，就有點變味，待到回到駐地，在親戚朋友的包圍之下，在部下的鼓譟之中，就整個反了過來。在會上的表態，全都丟在腦後了。
駐軍把持各地的政治和稅收，是個積重難返的老問題。中國人的習慣，只要做了一個單位的軍隊首長，宗族親友，就都會投奔過來。軍閥政治，則是佔哪兒，哪兒就是自己的地盤。不把這些肥缺控制在手裏，怎麼應付這些自己人？再說，把持一地的稅收，就是捏住了一地的錢袋子，就能掌控一地的政權。儘管各縣的議會成立之後，議員們每每爲此而鬧個不休，但是縣政府的行政官員，卻基本上仰軍人的鼻息而生存，絕對不敢有半點違拗。這是一種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顯然，不是趙恆惕的一紙命令，就可以將之斬斷的。有的駐軍長官的家人，做了知縣，就像土皇帝一樣，爲所欲爲。
由於湖南的聯省自治持續時間比廣東長兩倍，軍閥邏輯暴露得比較充分，所以，趙恆惕他們，在這六年之中，除了兩場戰事之外，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瞭如何切斷軍隊把持地方財政，進而消除軍隊私兵化，類似於軍隊國家化，實現軍隊聯省化上面了。除了力求使得省政府直接控制地方財稅，整頓地方稅務和厘金徵收機構，還要求各部隊交出軍官任免權，統一由省政府軍務處派遣，以及交出武器購置權，也交由軍務處統一安排。甚至，不惜以削弱軍隊戰鬥力爲代價，淘汰軍隊中的非制式武器。雖然說，這樣的措施，對於軍隊的戰鬥力，未必有益，但是，爲了打破軍隊私人化的格局，也是必要的。
當然，儘管困難重重，趙恆惕也有武器，他的身邊有一個剛剛選出來，代表全省紳意的省議會，以及衆多跟省議會呼應的縣議會。他們的聲音，經過媒體的傳播，構成了強大的公共意見壓力，使得湖南的這些軍人，不能像北京政府下面的各地軍閥那樣，爲所欲爲。如果肆意抗命，在道理和輿論上，就輸了，而且或多或少，存在心理上的陰影。加上趙恆惕畢竟是個打出來的將領，多年統帶湘軍，也有自己的嫡系，也就是說，聽命於趙恆惕的軍人，也還是有的，他並不是空頭大帥。必要的時候，也可以動武。
相比較而言，陳炯明的自治，雖然制定了省憲法，選舉了縣議會和縣長，但重心卻在社會景觀的改良上，跟他在漳州一樣，在廣州市政建設上面，他投入了相當多的精力，大力度地禁賭，禁毒，掃除以往廣州的弊政，還是見了成效的。畢竟，廣東是個富裕的省份，商業發達，財政的困難，至少在實行自治之初，還不那麼明顯。1921年10月，全國教育會在廣州舉行“第七屆聯合會”，中國職業教育的翹楚黃炎培在廣州待了十五天，回去以後，他寫道：廣州尊人道，如嚴禁警察無故鞭打人力車伕。有言論自由，廣州市日報有三十三家之多，雖有指斥當道，甚或傾向北政府者，從未加以干涉。整風紀，如嚴禁妓女私人旅館賣淫，厲行禁吸鴉片。提倡工會，一方面勸戒罷工，同時盛倡工人教育，設立工人補習學校。講究街上的衛生，“特聘專門人才，本科學的方法，銳意進行”。如掌醫院、化驗室、屠場、市場、浴室之管理，及藥品、食料、飲料、茶樓、酒館、牛奶房、劇場及妓院之檢查及取締。
陳炯明雖是國民黨同盟會時代的大佬，但卻不是三民主義的信徒，實際上，他是一個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在根本不觸及軍閥邏輯的情況下，他專注的，就是這些社會改良事項，而且，他還另闢蹊徑，打算從教育入手，通過改良教育，實現人心的徹底變革，爲此，不惜高薪請來已經是中共領袖的陳獨秀，做他的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長。這條路，即使走得通，也的多少年才能見效。而最爲迫切的整頓軍隊問題，居然根本就沒有提到陳炯明的議事日程，他進入福建，趕走桂系，靠的都是他那支東江子弟兵，對這支部隊，很有自信，其實他不知道，這種隊伍的將領，一回到廣州，也幹起了把持地方的軍閥勾當。槍桿子的威力太大，即使軍人不想幹，周圍的商人也會誘惑他們這樣幹。
同時，陳炯明急於求成，不僅下重手禁菸禁毒（這對於賭風甚盛的珠三角地區來說，已經很激進了），而且一下子就取消了厘金。不錯，賭博和厘金，從長遠看，的確是大害。但是，當年的廣東，賭捐、鴉片稅和厘金，卻是舉足 輕重的三大主要收入，在軍閥時代，在哪兒，軍費都是支出的大頭，一旦主要收入成了問題，軍隊就有些不穩了。其實，這些收入，按照軍閥邏輯，都是陳炯明自己軍隊中人在把持，不整頓軍隊，就貿然這樣幹，上層沒有了特別的收入，士兵則薪餉不繼，說到底，即便是東江子弟兵，也是僱傭兵，收入的銳減，使得他的隊伍，一下子失去了鬥志。就算他的隊伍，是他的東江子弟兵，對他有地緣上的親和，但也架不住利益驟然喪失後的失落，在隨後到來的孫中山收買的以滇軍爲主力的軍隊反撲的情況下，陳炯明以往戰績赫赫的粵軍，居然不堪一擊，使得陳炯明被逐出了廣州，他的聯省自治，自然也就無疾而終。
湖南的狀況，比廣東好一點，經過趙恆惕不屈不撓的努力，聚焦整頓裁併軍隊，拿掉軍隊伸向地方的手，失敗一次，就再來一次，動員省議會、縣議會和媒體施加壓力，到1925年的下半年，雖然很不情願，湖南四個師已經有兩個師答應放棄對駐地稅收的控制，到1926年初，有三個師已經同意了省政府的整軍方案，並開始實施，湖南省政府的財政狀況，出現了明顯的好轉。
但是，鎮守湘南的第四師唐生智部，卻出現了明顯的異動。開始，還只是宣稱要信佛教，讓全軍受戒，到後來，就愈發不對了。唐生智在1925年年底還表示要贊成軍政整理議案，表示不作軍政整理委員長，但會盡力贊助此次整理工作。轉過年來，卻突然公開抗命，不僅不裁兵，還擴軍，大幅度地擴軍，據他自己講，他有兩萬五千步兵。這已經是人家一個師的兩倍有餘了，而據當時的大公報記者觀察，他能有五萬人槍（可能有點誇張）。
唐生智不僅不放手地方稅務，甚至明令湘南各個縣的稅局，稅收不得上解省庫，違者以軍法從事。進而，連湘南的礦業，都給霸住，宣佈什麼湘南礦業獨立。此時，湖南的有色金屬礦業，多在湘南，恰好有色金屬的出口，由於世界上戰雲又起，又有了起色。侵吞湘南礦業的收入，讓唐生智腰桿特粗，可以招兵買馬，購置槍械，據地自雄。而且在抗命之前，爲了爭取後援，唐生智已經跟南方的國民黨政權，有了聯繫。
趙恆惕將唐生智這個舉動，理解爲權力之爭，所以，表示可以放棄省長，讓給唐生智，只求他繼續推行聯省自治，然後他就真的走了，跟當年譚延闓一樣，悄然出走上海。但是，接任省長的唐生智，卻置憲政於不顧，在軍閥邏輯支配下冒進蠻幹，竟然打算通過開軍事會議，把其他三個師的高級軍官一網打盡，然後吞併這些部隊，讓湖南成爲他的一統天下。雖然殺了幾個人，卻引起了整個湖南軍界的強烈反彈，大家聯合起來打他。唐生智一看大事不好，就轉而求助廣東的蔣介石，由是，國民黨的北伐提前開始，而被唐生智的倒行逆施搞得殘破不堪的行憲湖南，再一次遭遇大規模戰爭，於是，一切都結束了。
行憲自治，當然不僅有內部整頓的困難，湘粵兩省的聯省自治，都有來自外部的威脅。有意思的是，兩省自治的外部威脅，居然都來自於孫中山的國民黨。北方有實力的軍閥，奉系鞭長莫及，顧不到湖南，而直系則一直專注於對付奉系，雖然直系的靈魂人物吳佩孚也不贊成聯省自治，也是一個武力統一的信奉者，但是，他卻無心對付湖南。一來，湖南並不是一個富裕省份，他能拿下湖北，已經足夠了，進軍湖南，獲利不大，反而麻煩（湘軍的能戰，而且很韌，在南北戰爭期間，他是深有體會的）。二來，他要集中力量對付奉系。三來，他本人跟趙恆惕還有很深的私交，當年南北戰爭中，在衡陽結下的，北洋人，還講究這個。後起的孫傳芳，至少在口頭上，是贊同聯省自治的，他治下的浙江，省議會還制定了省憲法。但是，由於趙恆惕支持反叛孫中山之後的陳炯明，多次拒絕孫中山的北伐過道湖南，而趙恆惕在日本時，也曾經加入過同盟會，甚至參與過二次革命，因此，被孫中山視爲叛徒，對趙恆惕相當的不滿，所以，在譚延闓投奔他之後，他竟然派譚回到湖南，利用譚三次督湘的人脈，發動了一場湖南的內戰（譚趙之戰），讓湖南元氣大傷。
至於陳炯明，原本兩人就存在着政見的深刻分歧，孫中山雖然也有地方自治的主張，實際上卻是一個大一統的信奉者，他立足廣東，卻志在全國，多次測動北伐。自1922年六一六事變，陳炯明部下炮轟總統府之後，自然是孫中山的公敵，所以，廣東的自治，毀於親孫中山的軍隊手裏，也是當然。只是，比較起來，在軍閥林立的中國，孫中山的武力，其實並不強大。所以，來自外部的威脅，並沒有那麼大。陳炯明的潮汕東江子弟兵，原本是很能戰的，但是，由於陳炯明的自治措施，毀掉了這支隊伍的戰鬥力。而對於趙恆惕而言，雖然孫中山沒有撲滅湖南的自治，但也令趙恆惕做出了一個錯誤的決策，讓自己的愛將唐生智獨當一面，鎮守湘南，結果導致唐生智最終反噬。
軍人的軍閥邏輯，是行憲自治的大敵，但是，保衛自治，又得依靠軍隊。這種內在的矛盾和弔詭，讓行憲自治，充滿了不可名狀的困難。讓軍隊實現聯省化（即國家化），說說很好聽，但對於一個個具體的軍官而言，卻意味着讓他們放棄到手的榮華富貴，三妻四妾，以及做土皇帝的八面威風。操作起來，真是千難萬難。
從理智上，湘粵兩省的軍人，士兵姑且不論，而軍官，尤其是高級軍官，很難說他們對聯省自治沒有起碼的認知，也知道目前的軍閥混戰，不是個了局，他們也有愛國之心和愛鄉之心，在理智上，也希望本省的行憲自治能夠成功，可是，一旦進入具體的利益旋渦，就難以抵抗利益的誘惑。唐生智當初被趙恆惕選擇，去鎮守湖南的南大門，就是因爲他對聯省自治的忠心，可是，到了遠離長沙的湘南，做了這麼大片土地的土皇帝，有比其他地方都多的財力可供汲取，尤其是眼見得有色金屬礦藏再度興盛，而且又繳獲了萬把熊克武川軍的武裝，一個師頂人家兩個師還有富裕，於是，由於軍閥邏輯的強烈誘惑，在若干野心家比如密宗居士顧伯敘的攛掇下，人就變了。
跟趙恆惕相比，兩人雖然是好朋友，但是，陳炯明相對而言，要飄一點，聯省自治的操作，在他看來，竟然是一個可以畢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於一役的事情，雄心太大，反而壞事。也許，歷史能給他廠一點的時間，他也能意識到軍閥邏輯的致命危害，可惜，直到他被逐出廣州，他都沒有摸到門。
趙恆惕和陳炯明，都是民國時期難得的好軍人，爲人厚道仗義，清廉自持，而且不在乎名利，也正因爲如此，他們才能在自己控制的區域裏，推行這種毀掉自家好處自剪羽翼的行憲自治。聯省自治在當年雖然非常的時髦，但多數喊口號的人，或者沒有能力實施，或者就是一種招牌，一種給自己割據掛遮羞布的表演。而趙恆惕和陳炯明，對此則是真正的信仰。
軍閥政治，在軍閥邏輯的支配下，只能讓軍閥混戰和割據，愈演愈烈，讓整個國家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按照傳統的思路，打破這種軍閥政治，割斷軍閥邏輯的鏈條，唯一的辦法，就是武力統一，但所有信奉武力統一的有力者，都實現不了統一，所以，纔有聯省自治這個選項。在中國當時的條件下，雖然早就成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但武力統一的結果，卻未必是憲政，而更大的可能，是獨裁。後來蔣介石尚未實現實際上的統一，獨裁面目就已經很明顯了。但是，看上去十分美好的聯省自治，最大的障礙，就是橫行天下的軍人，可卻只能靠軍人來推行，一旦不如行憲自治的軌道，又得靠軍人來維持。一個軍人說了算的天下已經形成，過去的精英，都得讓位於他們。這種弔詭的本身，就讓聯省自治充滿了兇險。
關於聯省自治，主流的論述，一般都說是軍閥爲了割據的藉口，一種漂亮的掩飾，但是，對於湘粵兩省而言，顯然不是這樣的。兩個不計名利的好軍人，搭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演出了一場悲劇，雖然命還在，卻從此在歷史上銷聲匿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