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校向來是內地升學市場的熱門選擇。相比內地高校，它的國際化程度更高；比起歐美院校，它學費更低、離家更近，錄取標準也因此年年水漲船高。能拿到錄取通知書的，往往是成績拔尖、履歷亮眼的優等生。可他們來到香港後，卻普遍水土不服：休學、轉學、退學的情況屢見不鮮。
經濟成本、學業適應、語言障礙，接連擺在這羣年輕人面前。告別了熟悉的應試模式，不再有標準答案。而這些全新的課題，都要他們獨立作答。
住在哪裏
高中時期，楊雨虹就讀於內地一所重點學校的國際部。她成績優異，畢業時拿到了七八所海外知名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最終卻選擇了香港中文大學，還獲得了五萬港幣的入學獎學金。
在她的父母眼裏，相比英美院校，國內的港校不僅安全，性價比也更高。楊雨虹說，自己和父母一樣，認爲入學門檻和文憑的含金量成正比，而港中文的考覈恰好是最難的：其他學校只要求個人陳述和標化成績單，港中文不僅需要真人視頻面試，還要申請者錄製視頻材料。更重要的是，拿到更多的教育資源、更好的職業待遇，只需要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學費，“他們肯定覺得賺了。”楊雨虹說。
然而，香港學費的高性價比，讓一些家庭低估了生活成本。周萊是黑龍江人，2020年入讀香港大學新聞專業。讀大學前，周萊只在小時候去香港遊玩過一次，對這座城市的印象僅僅停留在“和內地差不多，只是生活昂貴一些”，但她沒想到“物價會那麼高”。“光是一頓飯，基本六七十，想喫好點七八十，點外賣至少一百多。”
周萊每年的學費約17萬，加上生活開銷，每年開支超過三十萬。父母告訴周萊，供她讀書的壓力很大，勸她儘量規劃着花錢。而周萊剛到香港，還不適應，成績始終不理想，她和父母的爭吵越來越頻繁，話題始終圍繞着學習成績。周萊說，在電話裏，父母總是念叨：“你爲什麼不努力？努力了成績就會變好，父母賺錢供你讀書多麼不容易。”這讓她的情緒一直很低落。
而生活成本帶來的壓力還在繼續。周萊從大二開始租房，每月的開支隨之飆升，“房間大小隻有幾平米，甚至沒有我家的臥室一半大，每個月月租八千多。”租房貴、住房小，不只是她一個人的遭遇，還是香港的學生普遍面臨的住宿問題。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凌超觀察到，內地和歐美不少學校都會提供宿舍，但在香港，不少學校的住宿緊張，學生特別是碩士生往往得自己解決住處。以香港中文大學爲例，該校實行書院制，不同書院提供的宿舍年限卻各有差異。除了晨興、善衡、敬文三所實行全住宿制的書院外，其餘書院自2025/26學年起，對非本地本科生實行“N-2”（規範學制減2年）住宿政策，也就是說，四年制本科只有兩年保證宿位。
從香港公立大學的整體情況來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僅要求各校爲本科生提供至少一年的校內住宿機會。超出保障年限後，學生均需按學年重新提交申請，通過積分制或宿分制參與選拔。
校外租房的成本高昂。凌超曾在美國高校就讀並從事教學工作，對兩地租房的差異有直觀的感受：除了紐約等幾個大城市外，美國許多大學在城鎮，相比較而言，同等價位在香港租到的房間更狹小擁擠。校外租房價格高、面積小，一旦校內沒有宿位，住在哪裏就成了內地學生額外的經濟負擔。
在宿舍使用年限結束之前，想要繼續住在宿舍的同學不得不提前謀劃，通過累積“宿分”參與續住遴選。楊雨虹說，不同書院的續住細則不同，但核心聚焦在學業表現、校園活動貢獻兩大方面。校內的競賽活動常常以宿舍爲單位進行。楊雨虹說，每逢陸運會、水運會，常有舍友來詢問自己：“你可不可以去這個項目？你跑步快不快？跳高怎麼樣？”因爲比賽結束後，書院會根據各宿舍的參與率與得獎數，在宿舍之間分出冠亞季軍。楊雨虹說，如果有人拿了第一名，不僅爲宿舍爭光，同時會被折算成對應宿分，因此想保宿的同學會格外積極。
但並非參加就能拉得開差距。楊雨虹說：“所有人都去參加運動會這類活動，都有分拿，人和人之間的分數相差不大。”要想真正對保宿有用，或者拿到比賽獎項，但這需要一定的門檻；或者參加含金量高的學生活動，比如辯論社這類學術社團，但也更耗時、更辛苦。
楊雨虹在大一時曾去普通話辯論社面試，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社團的“上下級關係”。面試過程中，負責提問的學長在她回答時頻頻發出“嘖”聲，且低頭擺弄着筆，與她幾乎沒有眼神交流。面試結束後，楊雨虹剛出門，門一關，裏面就傳來一陣鬨堂大笑，讓她既覺得奇怪又感到難堪。
因此不少人轉而投向“上莊”。“莊”的性質類似於社團，除了宿舍“莊”，還有專業“莊”、興趣“莊”等等門類。楊雨虹說，在港中文，每棟宿舍樓均會開設一個“莊”，成員十五人左右。當莊出現人員空缺，就會發布招新廣告，並承諾“加入莊就能保證百分百保宿”。出於續住的現實需求，不少內地學生會主動爭取“上莊”，但困難不少。
楊雨虹說，“莊”的招新一年大約一次，信息通常只在內部小圈子裏流傳。成員會優先在身邊羣體中鎖定人選，不會特意對外擴散。只有招不滿人數、需要補足名額時，纔會對外發布消息，傳遞到內地學生當中。她剛進大一時，根本不知道有“莊”的存在，更不知道招新時間，因此錯過了報名窗口期。即便後來知道了消息，很多莊製作的海報和活動佈告卻常常使用書面粵語，內地學生很難讀懂。
除了日常組織派發糖水這類小型福利活動，“莊”更具標誌性的是Dem beat表演——一種結合手勢與節奏的集體表演形式。由於參加人數往往多達幾十人，表演動作非常整齊，因此聲勢浩大，能在公開場合快速吸引注意力。同時它需要多人反覆排練，過程本身還能增強團隊凝聚力。正因如此，楊雨虹說，不止宿舍“莊”，還會出現在專業“莊”、興趣“莊”、社團等各類學生組織當中。楊雨虹參加過一個內地新生營，所有人都被要求表演普通話版本的Dem beat。
“這類似於入職表演。”楊雨虹說，“在新生看來比較尷尬，我們畢竟沒有接觸過香港文化。”因此，每次活動時，參加者只有寥寥幾人。組長會在羣裏逐一點名缺席者，要求每個人說明不來的理由。這讓楊雨虹感到明顯不適，甚至對內地學生組織的活動產生牴觸。
從應試到應用
凌超認爲，內地學生的不適應，更多來自從中學到大學這一身份轉變。而他們遠離家鄉，缺乏精神支持，又使得這一挑戰更難。
周萊的經歷就是這樣。她說，自己剛進學校時，“完全不知道該做什麼”。香港大學採取西方的管理模式，不設班級，更沒有輔導員，只有一個“系”，這意味着學生完全處於被放養的狀態。作爲一個剛剛走出長期應試模式的內地學生，周萊習慣了被人監督，突然進入無人約束的環境，她就“放飛自我”了。大學的第一年，周萊每天只學一到兩個小時，作業也臨時抱佛腳，“週五是最後期限，週四晚上纔開始趕。”她說。
還有學習模式的差異。香港教育大學英語教育學系博士後研究員吳曉燕曾在內地完成本科學業，有着兩地求學經歷的她認爲，香港的教學風格不要求學生死記硬背，更看重怎麼應用知識、如何激發思考。落實到作業上，則以批判性論文爲主。而這類寫作，內地教育涉及得相對較少。
周萊上大學前，從沒接觸過論文寫作，根本不知道論文的邏輯是什麼，該怎麼寫，每次論文得到的分數都是B或B減（按A至D排序）。第一學期結束，她的績點只有2.8，“完全沒料到會這麼低，過去我一直是尖子生，現在排名幾乎倒數，打擊特別大。”因爲分數太不光彩，周萊從沒想過向外求助。她不願意開口，只是悶頭努力學習。課堂聽不懂，就錄下音來回家繼續聽；遇到生詞、難句就查，甚至求助ai。每堂課課後，周萊會騰出三四個小時花在整理筆記上，每項作業提前三四天寫，寫完自己看、自己改。可第二學期的績點不進反退，掉到了2.5。
直到大二下學期，周萊纔開始被迫向外尋求幫助。她找到學校提供的論文輔導，由成績優秀的學長學姐幫忙修改論文，從邏輯到用詞，每篇論文約一次諮詢。改得多了，周萊慢慢知道該往論文哪個方向調整、怎樣才能拿高分。這學期結束，她的績點終於到了3.6。
在凌超看來，內地學生身上顯露的適應落差，和兩地高等教育傳統的差異有關。他觀察到，直到最近十五到二十年，香港本地居民才逐漸普遍考慮讀大學。在這之前，香港的家長對孩子的期望並不是“一定要讀本科”，不少家庭會選擇專業院校，或先讀副學士，再進入職場。
這種就業導向的傳統由來已久。凌超介紹，香港地區很長一段時間大學數量很少，大學在建校初期，招生規模也非常小，往往是少數成績拔尖的學生纔有機會就讀本科，專業也主要集中在商科、醫學、法律等領域，培養的多是具備專業技能的人才，香港本土稱爲“professional”。
儘管近些年香港與內地融合交流變多，但許多香港學生仍保留着傳統觀念，認爲讀大學是爲了找一份薪資較高、待遇穩定的工作。因此，香港的大學教育在課程和學制設置上，都更傾向於爲學生未來的職業生涯服務。
以凌超所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爲例，選修模塊也有側重寫作方面的訓練；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則在本科階段開設了傳媒中文、文化職場寫作等多門應用型課程。隨着ai的發展，傳統人文學科也開始融入AI相關技能教學，香港大學文學院開設“人工智能與人文”本科雙學位方向，香港理工大學專門開設《人文學科中的AI應用》課程，通過實操訓練學生將AI用於文本處理與創作。
凌超在美國就讀的哥倫比亞大學和耶魯大學皆爲綜合性研究型大學，這讓他感受到明顯的差別。“在美國，要麼做研究，要麼做全方位的人文培養，雖然也面臨就業問題，但至少在讀書期間，課程與產業和業界的聯繫沒有香港那麼密切。”
可對內地學生來說，高度產業化往往也意味着高度本地化。楊雨虹發現，一些課程雖然明確標註英語授課，內容卻圍繞着本地就業設計，內地同學很難藉此獲得全球化的視野。她曾做過一項攝影作業，地點設在九龍城寨公園，“去那裏拍攝，本地人居多，加上人像拍攝涉及版權和知情同意，而拍攝對象只會說粵語，“我們不會語言，完全無從下手。”
除了課程，實習也帶着明顯的本地導向。楊雨虹說，學院提供的實習項目大部分來自香港本地公司、媒體機構，如果計劃出國留學或返回內地，學生要自行申請實習。
不過，在學制安排上，學校提供了一定的“彈性”。凌超說，爲了幫助學生協調實習時間，學校規定學生修滿學分即可 畢業，並且因爲兼職或實習延畢的現象並不少見。周萊大三時曾進入香港一家時尚雜誌實習，但日常工作主要是收快遞、發快遞、找資料，重複單調。爲了讓履歷更亮眼，她決定大四休學一年，延遲畢業。凌超說：“香港社會對延畢沒有太多負面看法，不會認爲學生是成績太差畢不了業。”這在客觀上爲學生減輕了延期畢業的壓力。
但不少內地學生的規劃另有所向，他們更希望繼續深造，考量也各有不同。湊滿七年時長、拿到香港永居身份是較爲普遍的動機之一；申請歐美院校，則可以換個新環境。楊雨虹也在考慮讀研，爲未來的職業規劃做準備。她說，如果回國發展，大家都會覺得有個研究生的學位更“好看”。
對畢業出路的不同期待，直接影響了兩地學生對成績的態度，也增加了他們在合作中的摩擦。楊雨虹介紹，每學期每門課約三分之一的學分來自小組作業，有些課甚至從頭到尾就是一個合作項目：從開學起組隊，到中後期的磨合，都要反覆協調。而組內大部分是本地學生，有的忙着打工掙錢，每天工作到深夜十一二點，沒有時間顧及小組作業；有的只求順利畢業，覺得“分數夠用就行，反正畢業後就能找到不錯的工作”。因此，爲了不讓成績受影響，她不得不耗費大量精力在溝通上。
融入
學業之外，語言與溝通構成了內地學生在港生活的基底，關係到每一天的日常點滴。吳曉燕在其論文《語言使用與溝通在中國內地學生赴港跨文化適應中的作用：一項質性調查研究》（The role of language use and communication in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to Hong Kong: a qualitative investigative study）中，考察內地學生在香港如何通過語言使用和溝通完成跨文化適應。基於這項研究以及對受訪者的觀察，她發現，不同階段的學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跨文化適應的困擾，但原因並不相同。
博士羣體想要融入，但考慮到按時畢業，普遍時間緊任務重。在優先級排序下，融入粵語圈不是最重要的。“對有一部分同學來說，就成了一個遺憾。他們知道重要，可是實在擠不出時間。”吳曉燕說，本科和碩士生時間相對充裕，更多困擾在於“不知道如何融入”。
首先表現在語言上。吳曉燕訪談過一位博士生，其碩士期間在英國就讀。在英國，英語是生存語言，“單詞不會，出門想買的東西都買不到。”這促使他產生了極強的學習動力。而在香港，就算不會說粵語，衣食住行用普通話配合肢體語言基本都能完成。缺少了這種剛性驅動，他學習粵語的動力就小了很多。
周萊的情況也類似。她所在的港大爲大一學生開設了粵語課程，教授日常生活中的粵語。周萊嘗試藉此適應，但她的粵語能夠應付日常後，便覺得“繼續學下去沒什麼必要”。她坦言自己“很少主動找人聊天，也不是一個喜歡跟別人搭話的人”，這讓她和香港同學的接觸更少。課餘時間裏，她更喜歡待在宿舍看小說、打遊戲。直到大二下學期，她才交到朋友，但仍限於內地學生羣體。
吳曉燕認爲，粵語雖然不屬於生存必需的語言，卻代表着一種歸屬感。如果能用粵語跟當地人順暢地聊天，路上碰見問一句“喫了嗎？”“最近怎麼樣啊？”這些家長裏短雖然對學習沒有明顯幫助，但它能給人帶來融入感，“會讓人覺得很local”。
吳曉燕訪談的多數同學認爲，不學粵語，融入本地羣體會非常困難，因爲語言本身就是一道隔閡。“文化裏很多東西沒那麼顯性，表面上看不到、摸不着，但語言一張嘴就知道。”相比起價值觀念，粵語成爲更加顯性的身份標誌。吳曉燕以自己爲例，她是浙江人，“一開口說普通話，人家就知道你是內地來的。”
因此，學校和學生都在嘗試縮小這道隔閡。香港的公立大學普遍面向國際學生開設粵語課程，覆蓋零基礎入門到進階應用不同層級。例如香港中文大學雅禮中國語文研習所的分級課程，每年報名的國際學生高達千名。吳曉燕也觀察到，不少內地同學會主動上粵語課，可中國北方的發音系統與粵語差距太大，北方同學很難學會。即便學會，講出口也是件難事。吳曉燕說，在她的研究中，有些受訪者反映說粵語時特別緊張，害怕發音不標準，被本地生吐槽“不標準、不要講啦”，於是乾脆切換成普通話；說普通話，又擔心遭到對方歧視。
楊雨虹有過切身體會。小組討論時，她的香港同桌起初態度正常，但聽到她的口音、察覺到她是內地人後，便只和後桌的同學說話，刻意迴避與她交流。“有時我試着活躍氣氛，她也不理會，直接用粵語議論我。”後來她在講臺上用粵語做展示，一名香港同學當面用粵語評價她表現差、發音怪。
這樣的摩擦也許是個例，在吳曉燕看來，她所接觸到的本地學生普遍認可主動學粵語這件事。“至少會讓他們覺得你在尊重他們的文化，而不是讓他們遷就着講普通話。”吳曉燕說，粵語不一定要講得多好，夠溝通就行，他們也不會單純因爲語言就對內地學生保持距離。“很多香港同學能說普通話，只是說的好一點跟差一點的區別。當內地同學不會講粵語的時候，有些同學也願意去說普通話。”吳曉燕身邊有不少香港學生與內地學生成爲好朋友，他們不僅會用微信，還學會了在直播間下單購物。
吳曉燕指出，融合的另一個障礙，是內地學生對當地文化環境的未知而產生的顧慮。兩個不同背景的社會羣組進行溝通時，內地學生不清楚對方的規則和邊界；同樣，在本地學生看來，“彼此有點難聊起來”。
藉由一位本地學生的經歷，吳曉燕獲得了一種解釋。在做小組作業時，本地同學到了以後習慣先閒聊幾句，再慢慢進入正題。但內地同學往往公事公辦，“約好來圖書館，到點就到，到了以後直接講小組作業，講完就走，像走流程一樣。”這讓本地生很不適應。吳曉燕說：“這位同學跟我說，他們覺得學習是很重要，但大家一起見面、聊一下家常、拉近彼此距離，是朋友之間很自然的事。”
不過，吳曉燕認爲，從內地同學的角度來講，他們未必排斥閒聊，更多源於不知道怎麼聊。
不少學生告訴她，大家平時只在一起上課，彼此並不熟悉，到了另一個環境，更不知道什麼樣的行爲恰當。比如在內地，問工資很常見，但在香港會被視爲沒邊界感，容易讓氣氛尷尬。
“尷尬”這個詞，是吳曉燕的受訪者反覆提及的。楊雨虹就有同樣的感受。剛進校時，她會主動向本地人搭訕、破冰。但她很快發現，在香港，普通朋友之間默認不會袒露私人社交賬號，“即便當面交換，轉頭可能就刪掉了”。這對初到香港的她在交友上造成了不小的困擾。吳曉燕這樣解釋：“你不知道對方心裏怎麼想，自己這邊就先覺得尷尬。尷尬的經歷多了，可能就不想再去嘗試了。”
尷尬之外，楊雨虹重新考慮了出路。她在大三參加了澳大利亞的交換項目，並轉學到了這所學校。楊雨虹說，香港有自己的魅力，但她不願意在看不到自身價值的環境裏掙扎。權衡利弊後，她做出了決定，也願意承擔決定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