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时期容易出现军人专权和割据一样，民国自袁世凯死后，权势最大而且声音最大的军人，纷纷蜕变成了军阀，大者控制北京政府，小者割据地方，最大的如东北的张作霖，割据三省，一般的则以督军、镇守使的方式，割据一方，最小的军阀割据者，比如在福建，还有割据一县的。然后为争夺土地和资源，混战不已。
军阀割据不见得是历史的规律，可一旦进入这样的局面，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存在的军阀逻辑，就左右了历史的进程。军人割据，成为政治的常态，而割据的军人，就是军阀，军头的独裁专断是免不了的。各省即使还存在议会，但丝毫左右不了督军的作为，而且一省的文官，包括省长，都得由督军安排，成为督军的影子，北京政府派来的省长，早晚都会被赶走。控制北京政府的军人集团，政府的核心部门，比如陆军部、财政部和交通部，也一定要由集团的自己人掌握。
关键的是，一旦割据事态已成，军人集团之间，为了争夺土地和资源，战事频仍，占有最多的土地和资源，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购置武器，争取人才，瓦解对手，在军阀混战中占据上风。谁要是不遵从这个逻辑，就会在竞争中落败，一个军阀集团，即使首领不想这样，部下都不会答应，因为挡了他们晋升的道儿。
所以，尽管军阀割据和混战，军人的横暴，人人痛恨，举国都在喊裁军，但却越裁兵越多。在北洋初期，一个师长，已经是个人物了，一个省顶多两个师，但到了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各个军阀集团，动辄就是十几到几十万人，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俯拾皆是，一个师长已经是小人物了。张作霖占据东三省之后，他的财神王永江一直强烈反对他入关扩张，可张作霖却至死都要打出山海关。冯玉祥在做一个小旅长的时候，就蕴含了日后膨胀成几十万军事集团的根苗。只要是个军头，或者失败，或者膨胀，军阀的逻辑，不可抗拒。
虽然按照规矩，各省是要向北京政府解款的，但是，自打袁世凯死后，各省督军基本上一文钱不交，但却天天向北京索要军饷，控制一省或者几省的巨头，从省到县，不仅行政长官须得是他们自己的人，而且连一个县的税收和厘金，也必须由自己人，甚至自己的亲属掌控。大军头控制一省乃至数省的财源，而小军头则控制一地，乃至一县的财源，连一个小小厘卡的头目，必须得跟当地驻军头目有关系。
中央政府虽说政令不出都门，但各省的督军，都要由中央的任命，如果闹翻了，就宣布独立或者自主，只是，这样的状态并不长久，只要某个军阀跟控制中央政府的军阀结束了敌对关系，独立或者自主就结束了。
各地的军阀，从来不按规矩向中央政府缴款，但却不断地向中央要饷，要是要不来的，但这样在姿态却一定要有。各省也是一样，小军头把持了基层的财源，一般都是自己拿大头，小部分上缴，也有干脆全部鲸吞的。但是，他麾下的部队，却要督军或者省政府供养，一旦粮饷有缺，就一定要不断地索要。基本上复制了北京政府和各省督军的关系，只有一些特别有办法，特别强势的督军，或者几省的巡阅使，才有办法让各地驻军吐出更多的税款来。
这样的军阀逻辑，东汉末年，中唐之后，晚唐五代时期，大体上也存在，只是，民国时期毕竟已经进入了近代，大小军头，大多数是现代军校的毕业生，当初投笔从戎，大多怀有一腔救国救民的抱负。而且，民国有了自主的媒体，而且，有了西方世界在中国的存在，更有开放式的媒体存在，所以，即便是军阀混战，军阀多少还有些忌惮，跟东汉末年和晚唐五代相比，军阀混战的战事，至少在北洋时代的前期，杀戮和对民众的扰害要轻得多，军人们大抵还会对文明有一点忌惮。但是，随着军阀混战的规模逐渐扩大，军队的规模也在膨胀，军费的无节制增加，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破坏，也逐渐加剧。
事实上，到了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随着跨省的内战频繁发生，中国由军阀引起的内战，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由此带来的社会混乱，盗匪横行，让众多的民众流离失所，无法正常的务农和经商了，在那段时间，农村的精壮劳动力，当兵吃粮，已经成为最大的活命的出路，而且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深切担忧，1923年临城劫车案之后，甚至掀起了一场要求国际共管中国的声浪。就当时而言，不仅知识界对此深深地忧虑，就是有见识的军人，也日益感到不安，觉得亡国危机，就在眼前了。
联省自治，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兴起的一个社会思潮，虽然联邦制的制度设计，早就引进过，但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回响，说到底，还是因为军阀割据和混战的现实。1920年夏天，这个主张，由饱受战乱之苦的湖南，首先宣布要将之落地了。所谓的联省自治，虽然表面上，是要在中国至下而上的推行联邦制，打破长期的单一制国家的模式，但具体实施起来，就是行宪自治，以一个省为单位，实行民主宪政。这种政治主张，真正的对手，不是一个个具体的军阀，而是无所不在的军阀逻辑。
1920年代，虽然一度联省自治的呼声很高，宣称要实行自治的省份不少，但真正实行的，其实只有湘粤两省。其主事之人，在广东，为陈炯明，在湖南，为赵恒惕（谭延闿有首倡之功，但很快就离去，不久竟然沦为破坏自治的人）。两人都是深爱桑梓的军人，的确怀着对家乡的关切，投身到这场变革之中。两地实行联省自治的背景，也差不多。湖南是南北战争的战场，饱受北军的蹂躏。但凡战火所及，大到长沙，小到僻地乡村，无处没有烧杀淫掠。“北军既将醴陵、株洲次第攻克，所至之处，店铺房屋，纵火焚烧，劫掠财货，逢人便杀，热闹商场，顿成焦土。”
段祺瑞的谋主徐树铮，是南北战争的推动者，他几次南下湖南，在湖南所见，北军的表现，连他自己也感到失望，他说鲁军施从滨师的士兵，人人背后一个包袱，大小不等，护之若命。里面红裙翠袖，妇孺小衣，什么都有，显见是抢劫来的。
同样，广东由于一度成了广西军阀陆荣廷的“殖民地”，而且，在孙中山进入广东之后，另立的非常军政府，也由于滥招各省失意的军阀队伍，扩充实力，使得广东也大受客军之害。在民国时期，军人对于自己的家乡，多少有些忌惮，但是，一旦进入别人的家乡，就为所欲为，所以，别省的军队，对于湘粤的商家和民众，就是噩梦。
显然，赵恒惕和陈炯明力推联省自治，都有驱逐客军，防止别省军队扰害乡里的冲动。湖南的自治发动得早，在1920年夏，吴佩孚撤防北上与皖系开战，湘军趁机打垮张敬尧，驱逐所有的北军之后，就由湘督谭延闿宣布要实行联省自治了。广东陈炯明则要在第二年，即1921年年初，驱逐了桂系之后，才亮出联省自治的招牌。
但是，在制定省宪法的时候，两人事实上对弥漫于国中的军阀逻辑，以及这个逻辑对联省自治的危害，并没有十分清醒的认识。联省自治的重心，其实不是实行联邦制，也不是自治，而是制宪，以省为单位，实行宪政。可是，只要军人还说了算，把持地方行政乃至财源，宪政就是一纸空文。然而，在1921年，已经由赵恒惕来主持湖南自治的时候，他的认识还是这样的，他说：联省自治，是一条湖南自救的大道，也是一条救中国的大路。“原来我们共和国家的真精神，就是好自治。又中国这个国家，宜于单一制，还是宜于联邦制？以这大的地方，这多的人民，已经试验十年了，单一制不大合适，自然是宜于联邦制。
就积极方面说，更当采用联省建国的方法。我们湖南采这个政策，是自居造邦的首席。对于改造国家，是负了莫大的责任。我们制造者省宪法，就是造邦的根本。我们制造得好，自然是首邦的光荣，自然可以为各省的模范。现在四川呀，云南贵州广东各省呀，都打电报要我们的法案，做他们的蓝本。倘若湖南发生了障碍，这个政策，又坏了，仍如从前专恃武力政策，是祸乱相寻不知伊于胡底，湖南地处衢要，灾祸必更剧烈。”
而陈炯明的联省自治，则在实行社会改造，禁娼禁赌禁毒，以及广州市政改造方面，投入了最多的精力，虽然跟他在福建漳州时一样，赢得了诸多进步人士参观时的赞誉，但并未触碰到实质问题，整顿和改造军队的问题，连碰都没碰过。
所以，两省的制定宪法，湖南的省议会和县议会的选举，广东的县议会的选举，湖南的省长选举，广东的县长选举，尽管也有诸多障碍，但大体还算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军队对此，也都相当的配合。但是，湖南最终还是要面对军人把持地方财政的痼疾，而广东也是一样，赌博和贩毒，事实上都跟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他们在把持操控。
赵恒惕很快就发现，让谭延闿不得不离开湖南，也让自治陷于困境的最大问题，其实是财政的困难，而财政困难，结症在军人把持。一方面，军人索要欠饷，一方面，县乡的税收和厘金却根本收不上来。湖南新政府的困境，竟然跟中央政府一样。名义上，他是湘军的总司令，但是，各个部队把持驻地的财政，自己购买武器，自己配置军官，哪怕干一些捣毁县议会，胡乱抓人，收缴民团的枪械，他都管不了。自治实行的前期，虽然并不情愿，他最终还是同意援鄂，打了一场不该打的战争，骨子里，还是因为供养军队的压力。毕竟，湖北要比湖南富裕得太多，是一块肥肉。
湖南省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据1921年湖南财政厅的人讲，湖南的财政收入，以田赋厘金为大宗，次之则为田房契税及烟酒屠宰印花种种杂税，每年不过七百万左右，而军费一千二百万，政费四百万，收入不抵支出的十分之五。而田赋预征，已经实行十年，应收之田赋，早已缴收。当然，实际上省府还能有些杂七杂八的收入，比如矿产，铜元，盐税和盐税以及附加等等，但加起来，每年也不足1000万，即使全数用来支付正规军的军饷都不够。民国十一年下半年，岁入575万元，但当年的军费开支，就达516万元，占岁入的十分之九。这还是在拖欠军饷，即使发放，也不足额的情况下，如果足额发饷，则全年的财政收入都填进去，也是不够的。
省内相当多的税源，都被军队把持了，水根本流不到省库里来。当年湖南最大的一笔收益，还不好明说，实际上就是烟税（鸦片过路税）。当年的湖南的确有一笔数额巨大，但不好公开说的收入，却一直被湘西军人控制，这就是从川滇进入湖南再转口广州的鸦片过路税，省政府也是无法染指，这笔钱，当时人称特税。问题不在特税上，而是有了这种特税，这些地方的军人，财大气粗之后，就会生出不臣之心，漫说省宪变成了一张纸，就是同样手握重兵的赵恒惕总司令，也不在话下。后来的谭赵之战，起因就是因为湘西的特税闹出来的。
赵恒惕在写给谭延闿的信中说：“湘省财政奇穷，各地税收为各军所截留，其现象譬如北京政府，各地只向政府索款，政府不能管各地收入也。政府不能律以正轨，欲求收支适合，大是梦话，真有不可终局之势。”他清楚地意识到，不解决这个问题，行宪自治是根本没戏的。
能截留税款，是因为各地驻军把持厘金局，杂税局，这些机构的官员，即使不是军队的人，也屈服于军队的淫威，俯首帖耳。这些厘金和杂捐杂税的收入，基本上都被当地驻军以各种名义扣下。这样的情形，自谭延闿时代就这样，自治之后，依然我故，没有丁点转机。早在赵恒惕接手湘政之初，还是林支宇做临时省长之时，就通令要求慎重选用征收官吏，想把各地的征收之权拿在自己手里。但是，毫无用处，根本没人听。
赵恒惕知道，问题的关键在军队哪儿，因此，他以湘军总司令的名义，频繁做军队将领的工作，要他们不再干预操纵各地的厘金局和杂税局，不再截留税款。但是，各个将领以积欠军饷太多为由，讨价还价，就是不肯放手。最后，赵恒惕拍板，提前提征民国十二年的田赋，用来偿清军队中最急需的欠饷。从此而后，从1923年1月1日起，所有征收机关的收入一律上缴省政府，由财政司统一收发，各地军队，不许再干预地方征收机关的人事任免，不许再截留税款。
然而，在笑纳了民国十二年的田赋之后，各地驻军将领，依然不肯放弃控制各地税收之权。当年的报人评论说，省政府在支付了巨额的田赋之后，各地的厘金杂税，各地征收机关，“连一个刮痧的钱亦不使政府看见”，自治新政府的财政司司长袁华选要替换几个厘金局局长，杂税处的处长，一点戏都没有，根本无人搭理。因为这些厘金和税务官员，背后都有军人的靠山。
应该说，当年湖南的军人，对于立宪自治，也是有期待的。也可以说，他们对军阀割据以及混战的局面，也有自己的体悟。但是，这样的道德觉悟，在具体的利益面前，往往会变得不堪一击。或者说，将领们在被招到省政府开会的时候，被赵恒惕所感召，是一个样子，开完会，回到他们在长沙的俱乐部，叫妓喝花酒时，就有点变味，待到回到驻地，在亲戚朋友的包围之下，在部下的鼓噪之中，就整个反了过来。在会上的表态，全都丢在脑后了。
驻军把持各地的政治和税收，是个积重难返的老问题。中国人的习惯，只要做了一个单位的军队首长，宗族亲友，就都会投奔过来。军阀政治，则是占哪儿，哪儿就是自己的地盘。不把这些肥缺控制在手里，怎么应付这些自己人？再说，把持一地的税收，就是捏住了一地的钱袋子，就能掌控一地的政权。尽管各县的议会成立之后，议员们每每为此而闹个不休，但是县政府的行政官员，却基本上仰军人的鼻息而生存，绝对不敢有半点违拗。这是一种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显然，不是赵恒惕的一纸命令，就可以将之斩断的。有的驻军长官的家人，做了知县，就像土皇帝一样，为所欲为。
由于湖南的联省自治持续时间比广东长两倍，军阀逻辑暴露得比较充分，所以，赵恒惕他们，在这六年之中，除了两场战事之外，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如何切断军队把持地方财政，进而消除军队私兵化，类似于军队国家化，实现军队联省化上面了。除了力求使得省政府直接控制地方财税，整顿地方税务和厘金征收机构，还要求各部队交出军官任免权，统一由省政府军务处派遣，以及交出武器购置权，也交由军务处统一安排。甚至，不惜以削弱军队战斗力为代价，淘汰军队中的非制式武器。虽然说，这样的措施，对于军队的战斗力，未必有益，但是，为了打破军队私人化的格局，也是必要的。
当然，尽管困难重重，赵恒惕也有武器，他的身边有一个刚刚选出来，代表全省绅意的省议会，以及众多跟省议会呼应的县议会。他们的声音，经过媒体的传播，构成了强大的公共意见压力，使得湖南的这些军人，不能像北京政府下面的各地军阀那样，为所欲为。如果肆意抗命，在道理和舆论上，就输了，而且或多或少，存在心理上的阴影。加上赵恒惕毕竟是个打出来的将领，多年统带湘军，也有自己的嫡系，也就是说，听命于赵恒惕的军人，也还是有的，他并不是空头大帅。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动武。
相比较而言，陈炯明的自治，虽然制定了省宪法，选举了县议会和县长，但重心却在社会景观的改良上，跟他在漳州一样，在广州市政建设上面，他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大力度地禁赌，禁毒，扫除以往广州的弊政，还是见了成效的。毕竟，广东是个富裕的省份，商业发达，财政的困难，至少在实行自治之初，还不那么明显。1921年10月，全国教育会在广州举行“第七届联合会”，中国职业教育的翘楚黄炎培在广州待了十五天，回去以后，他写道：广州尊人道，如严禁警察无故鞭打人力车夫。有言论自由，广州市日报有三十三家之多，虽有指斥当道，甚或倾向北政府者，从未加以干涉。整风纪，如严禁妓女私人旅馆卖淫，厉行禁吸鸦片。提倡工会，一方面劝戒罢工，同时盛倡工人教育，设立工人补习学校。讲究街上的卫生，“特聘专门人才，本科学的方法，锐意进行”。如掌医院、化验室、屠场、市场、浴室之管理，及药品、食料、饮料、茶楼、酒馆、牛奶房、剧场及妓院之检查及取缔。
陈炯明虽是国民党同盟会时代的大佬，但却不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实际上，他是一个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在根本不触及军阀逻辑的情况下，他专注的，就是这些社会改良事项，而且，他还另辟蹊径，打算从教育入手，通过改良教育，实现人心的彻底变革，为此，不惜高薪请来已经是中共领袖的陈独秀，做他的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这条路，即使走得通，也的多少年才能见效。而最为迫切的整顿军队问题，居然根本就没有提到陈炯明的议事日程，他进入福建，赶走桂系，靠的都是他那支东江子弟兵，对这支部队，很有自信，其实他不知道，这种队伍的将领，一回到广州，也干起了把持地方的军阀勾当。枪杆子的威力太大，即使军人不想干，周围的商人也会诱惑他们这样干。
同时，陈炯明急于求成，不仅下重手禁烟禁毒（这对于赌风甚盛的珠三角地区来说，已经很激进了），而且一下子就取消了厘金。不错，赌博和厘金，从长远看，的确是大害。但是，当年的广东，赌捐、鸦片税和厘金，却是举足 轻重的三大主要收入，在军阀时代，在哪儿，军费都是支出的大头，一旦主要收入成了问题，军队就有些不稳了。其实，这些收入，按照军阀逻辑，都是陈炯明自己军队中人在把持，不整顿军队，就贸然这样干，上层没有了特别的收入，士兵则薪饷不继，说到底，即便是东江子弟兵，也是雇佣兵，收入的锐减，使得他的队伍，一下子失去了斗志。就算他的队伍，是他的东江子弟兵，对他有地缘上的亲和，但也架不住利益骤然丧失后的失落，在随后到来的孙中山收买的以滇军为主力的军队反扑的情况下，陈炯明以往战绩赫赫的粤军，居然不堪一击，使得陈炯明被逐出了广州，他的联省自治，自然也就无疾而终。
湖南的状况，比广东好一点，经过赵恒惕不屈不挠的努力，聚焦整顿裁并军队，拿掉军队伸向地方的手，失败一次，就再来一次，动员省议会、县议会和媒体施加压力，到1925年的下半年，虽然很不情愿，湖南四个师已经有两个师答应放弃对驻地税收的控制，到1926年初，有三个师已经同意了省政府的整军方案，并开始实施，湖南省政府的财政状况，出现了明显的好转。
但是，镇守湘南的第四师唐生智部，却出现了明显的异动。开始，还只是宣称要信佛教，让全军受戒，到后来，就愈发不对了。唐生智在1925年年底还表示要赞成军政整理议案，表示不作军政整理委员长，但会尽力赞助此次整理工作。转过年来，却突然公开抗命，不仅不裁兵，还扩军，大幅度地扩军，据他自己讲，他有两万五千步兵。这已经是人家一个师的两倍有余了，而据当时的大公报记者观察，他能有五万人枪（可能有点夸张）。
唐生智不仅不放手地方税务，甚至明令湘南各个县的税局，税收不得上解省库，违者以军法从事。进而，连湘南的矿业，都给霸住，宣布什么湘南矿业独立。此时，湖南的有色金属矿业，多在湘南，恰好有色金属的出口，由于世界上战云又起，又有了起色。侵吞湘南矿业的收入，让唐生智腰杆特粗，可以招兵买马，购置枪械，据地自雄。而且在抗命之前，为了争取后援，唐生智已经跟南方的国民党政权，有了联系。
赵恒惕将唐生智这个举动，理解为权力之争，所以，表示可以放弃省长，让给唐生智，只求他继续推行联省自治，然后他就真的走了，跟当年谭延闿一样，悄然出走上海。但是，接任省长的唐生智，却置宪政于不顾，在军阀逻辑支配下冒进蛮干，竟然打算通过开军事会议，把其他三个师的高级军官一网打尽，然后吞并这些部队，让湖南成为他的一统天下。虽然杀了几个人，却引起了整个湖南军界的强烈反弹，大家联合起来打他。唐生智一看大事不好，就转而求助广东的蒋介石，由是，国民党的北伐提前开始，而被唐生智的倒行逆施搞得残破不堪的行宪湖南，再一次遭遇大规模战争，于是，一切都结束了。
行宪自治，当然不仅有内部整顿的困难，湘粤两省的联省自治，都有来自外部的威胁。有意思的是，两省自治的外部威胁，居然都来自于孙中山的国民党。北方有实力的军阀，奉系鞭长莫及，顾不到湖南，而直系则一直专注于对付奉系，虽然直系的灵魂人物吴佩孚也不赞成联省自治，也是一个武力统一的信奉者，但是，他却无心对付湖南。一来，湖南并不是一个富裕省份，他能拿下湖北，已经足够了，进军湖南，获利不大，反而麻烦（湘军的能战，而且很韧，在南北战争期间，他是深有体会的）。二来，他要集中力量对付奉系。三来，他本人跟赵恒惕还有很深的私交，当年南北战争中，在衡阳结下的，北洋人，还讲究这个。后起的孙传芳，至少在口头上，是赞同联省自治的，他治下的浙江，省议会还制定了省宪法。但是，由于赵恒惕支持反叛孙中山之后的陈炯明，多次拒绝孙中山的北伐过道湖南，而赵恒惕在日本时，也曾经加入过同盟会，甚至参与过二次革命，因此，被孙中山视为叛徒，对赵恒惕相当的不满，所以，在谭延闿投奔他之后，他竟然派谭回到湖南，利用谭三次督湘的人脉，发动了一场湖南的内战（谭赵之战），让湖南元气大伤。
至于陈炯明，原本两人就存在着政见的深刻分歧，孙中山虽然也有地方自治的主张，实际上却是一个大一统的信奉者，他立足广东，却志在全国，多次测动北伐。自1922年六一六事变，陈炯明部下炮轰总统府之后，自然是孙中山的公敌，所以，广东的自治，毁于亲孙中山的军队手里，也是当然。只是，比较起来，在军阀林立的中国，孙中山的武力，其实并不强大。所以，来自外部的威胁，并没有那么大。陈炯明的潮汕东江子弟兵，原本是很能战的，但是，由于陈炯明的自治措施，毁掉了这支队伍的战斗力。而对于赵恒惕而言，虽然孙中山没有扑灭湖南的自治，但也令赵恒惕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策，让自己的爱将唐生智独当一面，镇守湘南，结果导致唐生智最终反噬。
军人的军阀逻辑，是行宪自治的大敌，但是，保卫自治，又得依靠军队。这种内在的矛盾和吊诡，让行宪自治，充满了不可名状的困难。让军队实现联省化（即国家化），说说很好听，但对于一个个具体的军官而言，却意味着让他们放弃到手的荣华富贵，三妻四妾，以及做土皇帝的八面威风。操作起来，真是千难万难。
从理智上，湘粤两省的军人，士兵姑且不论，而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很难说他们对联省自治没有起码的认知，也知道目前的军阀混战，不是个了局，他们也有爱国之心和爱乡之心，在理智上，也希望本省的行宪自治能够成功，可是，一旦进入具体的利益旋涡，就难以抵抗利益的诱惑。唐生智当初被赵恒惕选择，去镇守湖南的南大门，就是因为他对联省自治的忠心，可是，到了远离长沙的湘南，做了这么大片土地的土皇帝，有比其他地方都多的财力可供汲取，尤其是眼见得有色金属矿藏再度兴盛，而且又缴获了万把熊克武川军的武装，一个师顶人家两个师还有富裕，于是，由于军阀逻辑的强烈诱惑，在若干野心家比如密宗居士顾伯叙的撺掇下，人就变了。
跟赵恒惕相比，两人虽然是好朋友，但是，陈炯明相对而言，要飘一点，联省自治的操作，在他看来，竟然是一个可以毕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于一役的事情，雄心太大，反而坏事。也许，历史能给他厂一点的时间，他也能意识到军阀逻辑的致命危害，可惜，直到他被逐出广州，他都没有摸到门。
赵恒惕和陈炯明，都是民国时期难得的好军人，为人厚道仗义，清廉自持，而且不在乎名利，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在自己控制的区域里，推行这种毁掉自家好处自剪羽翼的行宪自治。联省自治在当年虽然非常的时髦，但多数喊口号的人，或者没有能力实施，或者就是一种招牌，一种给自己割据挂遮羞布的表演。而赵恒惕和陈炯明，对此则是真正的信仰。
军阀政治，在军阀逻辑的支配下，只能让军阀混战和割据，愈演愈烈，让整个国家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按照传统的思路，打破这种军阀政治，割断军阀逻辑的链条，唯一的办法，就是武力统一，但所有信奉武力统一的有力者，都实现不了统一，所以，才有联省自治这个选项。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虽然早就成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武力统一的结果，却未必是宪政，而更大的可能，是独裁。后来蒋介石尚未实现实际上的统一，独裁面目就已经很明显了。但是，看上去十分美好的联省自治，最大的障碍，就是横行天下的军人，可却只能靠军人来推行，一旦不如行宪自治的轨道，又得靠军人来维持。一个军人说了算的天下已经形成，过去的精英，都得让位于他们。这种吊诡的本身，就让联省自治充满了凶险。
关于联省自治，主流的论述，一般都说是军阀为了割据的借口，一种漂亮的掩饰，但是，对于湘粤两省而言，显然不是这样的。两个不计名利的好军人，搭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演出了一场悲剧，虽然命还在，却从此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