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上海出版新書5721種，而全國其餘地方加起來僅464種，上海出版的圖書要佔全國總數的90%以上。北京稱上海報爲南報，而廣東及香港南洋羣島稱上海報爲滬報，凡事非經上海報紙登載者，不得作爲徵實，此上海報紙足以自負者也。
文丨沈潔
王禮安在《上海風物畫》中稱：“大概中國任何一個地方，再沒有比上海的報紙和雜誌那樣的多而種類複雜吧？”正是在這樣一種產業化經營、規模化發展的市場化道路上，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化獲得了一種整體繁榮的可能。以下將以民國上海的新聞出版業爲例，具體分析市場化的經營模式如何促使上海成爲全國新聞出版中心。
自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開埠以後的上海逐漸成爲中國新聞出版業的重鎮，並在二十世紀最終確立中心地位。如此規模的集中度，其格局的形成是多方面原因共同促成的，與上海在近代中國經濟、政治、文化格局的多元中心地位有着密切聯繫。姚公鶴在追述上海發達的報業時說過：
全國報紙以上海爲最先發達，故即在今日，亦以上海報紙爲最有聲光。北京稱上海報爲南報，而廣東及香港南洋羣島稱上海報爲滬報，凡事非經上海報紙登載者，不得作爲徵實，此上海報紙足以自負者也。
而談起上海報業之所以有此資格，姚公鶴認爲，其中有三點原因：
一、歷史上之地位，則上海報爲全國之先導是也；
二、交通上之地位，則水陸交會，傳達消息靈便是也；
三、商埠之地位，則上海一隅，爲全國視線所集，因別種關係而報紙亦隨以見重於世是也。（姚公鶴：《上海報紙小史》）
這與1930年代的另一位分析者有着異曲同工的目光，認爲上海之所以坐着新聞出版業的第一把交椅，“不是近來的事情”：
因爲在全國中它是最擁有多量的印刷工具者：又是對內對外交通最方便的一個口岸，故輸入紙張原料便利低廉，而印成的東西更容易分送到各處去。再有一個歷史的原因，就是因爲上述兩種緣故的綿延，使上海的雜誌都帶有普遍性而不是地方性的，於是尊重了上海出版物的地位。（張靜廬：《1933年的上海雜誌界》）
上海地處江南，明清社會經濟與文化最發達之區正在這裏，已然成爲中國經濟文化的一箇中心。資本主義在上海的發展，更使上海把江南本已擁有的經濟優勢放大，而形成了特大中心城市資本主義經濟對全國市場的巨大輻射能力。由經濟發達帶來工商業的繁榮，上海的金融與工商更冠於全國。與之相適應的，是作爲東南交通大樞紐的上海與全國正在發展的前所未有的交通條件對接良好，能夠將上海的出版物較爲便捷地送到全國各地，使上海這個商品交流中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長盛不衰。上海是近代中國最早向外敞開門戶的通商口岸，也是其中發展最快的商業城市。發達的工商經濟成爲近代出版業的溫牀。
上海的報業擁有得天獨厚的經濟和文化環境，因此有着集約化的先天優勢；又因其集中，而發生了“高度資本主義化的現象”，呈現出一種報業“托拉斯化”的繁榮景象。（胡道靜：《上海新聞事業之史的發展》）名記者黃天鵬在1920年代路經上海時，曾記錄過目睹的景象和心中的感嘆：“在望平街一帶看到幾個大報館雄偉的建築物，想到內容定然有相當的設備。粵閩的報館真有小巫見大巫之感了。”黃天鵬說他看到望平街上許多報館的街招和報攤上排列着的大大小小的報紙，“異常的興奮，也異常的流戀”。（黃天鵬：《新聞記者生涯的回顧》）
發達的市場與經濟樞紐的優勢不但造就了上海新聞出版中心的地位，而且進一步拓展了上海出版業的空間，構建了一個集約化、多層次、多類別的市場網絡。上海的近代出版印刷業首先是由來華傳教士開創的，他們帶來了印刷機器，也輸入了機器時代印刷出版的新觀念。自晚清起，上海因其特殊的社會經濟條件，出版事業就非常發達，十九世紀後期上海出版的有關西學翻譯著作佔了全國的80%。（張仲禮主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民國以後，上海最終確立了全國出版中心的地位。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裏，上海成爲集中了中國最大多數報刊與出版社的城市，其出版社數目之多、出版圖書品種之多，竟佔了中國出版業的大半壁江山。王雲五在《戰時出版界的環境適應》中說，“平時我國出版業百分之八十六在上海”。據1935年上海市教育局調查統計，當時全市共有大小書店260家，以資產論，在五百元以下的共49家，五百元至千元的有38家，千元至五千元的有77家，五千元至萬元的29家，一萬元至五萬元的28家，五萬元至十萬元的5家，十萬元以上的34家。1912年至1935年，中國350個出版機構、出版團體共出版了哲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科學著作、譯作（不包括古籍、文學作品、兒童讀物）約13300多種，其中單商務印書館就佔了3350多種，即27.3%。商務出版的哲學著作和譯作佔同期同類出版物的34%，經濟學佔26.2%，史學佔36.6%，文藝理論佔46.3%，民國時期上海仍然是全國哲學社會科學書籍的出版中心。從1912到1940年中國譯書共達5299種，多半是1920-1930年代上海出版的。(錢存訓著、戴文伯譯：《近世譯書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另據1936年英文版《中國年鑑》的調查統計，當年上海出版的新圖書達5721種，而全國其他地方加起來僅464種，上海出版的圖書要佔全國總計的90%以上。其中商務、中華和世界3家出版機構的出版物，就佔到全中國整個出版物的60%以上。
這些大大小小的出版機構，規模不一，所經營的種類也各有特色，既有像商務、中華這樣的大型綜合類出版社，也有一些專業類的出版機構，比如專門出版美術畫片、月份牌、年畫爲主的書局，以出版木版、石印線裝書爲主的掃葉山房、校經山房、千頃堂等。從這些出版機構的分佈與經營狀況來看，當時的上海已經形成了以出版爲中心的商業文化運作中心。
集約化繁榮局面的形成，有賴於一些大型出版機構的規模示範效應，得益於像商務這樣的以現代企業機制運作的大出版機構的誕生。當時上海最大的3家出版機構商務、中華、世界，都是採用股份制的現代企業形式，不僅吸引了一般企業家加入，同時也得到外資（如商務前期就得到日本資金的加入）和金融業（世界書局的主要股東就有金融業的巨頭錢新之等）的支持，其資金的實力和生產的規模，是以前的書商所不能想象的。
以出版巨擘商務印書館爲例。商務始建於1897年，創立時便採取了股份制的經營模式，1903年商務與日本著名的文化出版機構金港堂的創始人原亮三郎談成合資協議，中日雙方各投資10萬元，於1903年11月19日起，商務改爲股份有限公司。到1922年其資本已達到200萬元，成爲一個有規模巨大的出版企業，先後在國內外各地設立了36所分館，1000個銷售網點。
商務印書館的成功，不僅對於中國近現代學術文化的發展有重要意義，而且提供了一個文化產業成功的商業運營模式。商務創辦初期即以多種經營的方式打開局面。爲自己使用便利起見，館內所需機械，各種印刷機如石印機、鉛印機、打樣機、切紙機、訂書機、鑄字機、碾墨機等，均能自行製造。在現代教育初興之際，商務還製作儀器、標本、模型等，商務生產的這些輔助教具以其設計精巧、製作細緻、便於教學而廣受好評。1920年，商務還利用美國攝影師留下的攝影器材，建立活動影戲部，從事電影攝製活動。1926年，活動影戲部改組爲國光影片公司。從1920年到1927年，電影攝製公司共拍攝了28部影片。(《中國電影發展史》)商務還代理發行西書，這項業務在商務的經營中佔有相當分量。新文化運動以後，西方學說在中國日益受到重視，讀者對西文書籍的需求也不斷增加。商務較早注意到西書在中國的市場，1913年即開展此項業務，設置西書部，代理美國金恩（Ginn）公司等著名出版公司的書籍。《大英百科全書》即由商務印書館寄售。商務印書館還成立了“中國商務廣告公司”，隸屬於商務總公司的發行所，承攬該館出版的書籍、雜誌及公司臨近地區的廣告業務。此外，商務印書館還經營了許多和出版領域毫無關係的業務，如儲蓄業務、代售膠鞋、租售影片、自制品業務等等，經營範圍之廣，幾乎“無所不包”。1930年以後，王雲五出任商務總經理，改組、充實編譯所，完善商務的人才結構，進一步拓展了商務印書館的出版業務。商務印書館的商業運營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從歷年來的資本與營業額的遞增便可看出商務印書館在商業上的空前成功：1897年商務創立時資本不過3750元，1901年即發展到5萬元，1903年時，商務與金港堂合資，資本增加至15萬元，全年的營業額爲3萬元，1905年商務的資本額驟增至100萬元，1912年營業額達到181萬元，1920年時爲580多萬元，1930年達到1200多萬元，30多年增長了40倍。(參見吳相：《從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鎮》)
商務的成功，還得益於它建立了一個遍佈全國的、發達的發行網絡。全國所有重要的城市都設有分館、支館；分支館外，還有“現批處”、“特約經銷處”，還有爲數衆多的經銷店。商務發行所對門市的宣傳陳列也非常重視。商務原設有交通科，1930年改稱推廣科，設調查、宣傳、設計三股。1930年代，推廣科人員多達四十餘名，企業規定推廣經費爲營業總收入的百分之五，可見商務對於圖書發行工作的重視。從1935年起，商務還接受讀者的建議，門市採取開架陳列，原有的櫃檯一律撤除，店堂兩旁改裝書架，書籍按圖書分類法分十大類陳放。既便利店員取書，也便於讀者翻閱。商務還極爲強調發行團隊的培訓和教育，建立起了近代中國最早的一支專業的圖書發行隊伍。他們銷售圖書的方法也是靈活多樣的。比如，發行全體職工義務推銷某種圖書，設立廉價部，將一部分熱門圖書以原價三折到四折充實到廉價書中，以帶動殘損書和滯銷書的銷售。
商務的成功帶動了上海一批現代出版機構的湧現，如中華、世界等書局的創立。這些出版機構同樣採取股份公司的形式，並且也大多吸取了商務成功的管理模式，如設立總管理處，統一管理上海的編譯所、印刷所、發行所及外埠的分支機構，一處三處內部分科分股辦事。抗戰之前，中華書局就已經在全國各重要城市設立支局50餘處，分銷處1000餘家。和商務一樣，中華書局的業務也呈集約化發展。印刷廠除印本局圖書外，還承接外來的印件，小至個人名片，大至有價證券、公債、郵票、香菸殼子（南洋兄弟菸草公司的煙殼就是由中華承印的）等。《申報》館六十週年紀念，出版丁文江等人編的《中華民國新地圖》（1934年4月）及分省地圖，就是由中華書局印刷廠代印的。中華書局不僅印刷技術優良，而且擁有精密的現代化印刷機，如德國制的輪轉大電機、四色大電機、雙色膠印機、製版機等，當時在遠東也是最先進的。中華的資本從成立時的25000元，陸續增加爲60萬元（1914年）、100萬元（1915年）、160萬元（1916年）、200萬元（1925年）、國幣400萬元（1937年）。1949年以前，中華書局出版的圖書，據不完全統計，約在5000種（20000冊）以上。它的組織和商務印書館、世界書局一樣，是合編輯、印刷、出版、發行爲一體的全能出版機構，“其性質近乎托拉斯。這樣的經營方式，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也是少見的。”(吳鐵聲：《解放前中華書局瑣記》)世界書局是1921年在沈知方的主持下改組爲股份有限公司的。書局除出版外，也開展綜合性的業務。比如曾經設立信託部，專爲顧客買物服務。凡上海的顧客想要購買外地土特產而該地設有分局的，都可以代購；或外埠顧客想要購買上海的貨品，也可寄遞辦理。信託部還承接大小印件，後來因業務日益頻繁，停辦物品代購而改爲專門的承印部。(朱聯保：《關於世界書局的回憶》)這些大型企業的出現，使中國的出版業有了一個飛躍性的發展。如此衆多的現代出版企業誕生在上海，同整個上海的經濟發展和融資環境是密切相關的；而整個上海社會經濟的發達，也爲上海的出版等文化消費提供了良好的市場基礎。
出版、發行與消費構成了良性的、彼此促進的循環模式，環環相扣，營造了一個豐富多彩的出版文化市場。上海是圖書生產的中心，也是圖書集散的基地，同時上海本地更是圖書消費的重鎮，這也是支撐整個上海現代出版事業的重要因素。成功的銷售以及擁有廣泛的讀者羣是民國時期上海成爲出版重鎮的要素之一。二十世紀初以後，上海是東方最大的都市，亦是中國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史研究專家唐振常先生就曾說，中國人民從近代上海看到了、享受到了比全國其他地方要多一些的近代文明的利益。都市櫱生出來併成長起來的市民社會，成爲近代出版業的最初的和最佳的社會基礎與土壤。市民社會中店員職員人數較多，知識程度亦較高，他們具有強大的文化消費需求。由此，也形成了一個以市民爲主要對象的消費市場，成爲構造文化網絡的社會基礎。都市讀者是近代出版業的基本受衆，也就是出版行爲的一個終端，同時也是一箇中心市場。比如世界書局之所以發展成爲上海六大出版社之一，就是靠在創辦之初準確地捕捉住市民這個大市場的需求，爲市民提供大量通俗文學讀物，而夯實生存之基礎的。又如，在民國上海有着巨大影響力的良友雜誌，也是在追隨時代變化的步伐中不斷拓展其讀者羣的。從1920年代末起，尤其是1929年以後，《良友》開始偏重女性讀者內容的編寫，針對的主要是家境良好的、受過教育的女子。雜誌經常有關於每年巴黎時裝展示會的最新消息，各季女裝的發佈，世界時尚潮流的變化，好萊塢女星的逸聞和生活，女子化妝品的使用介紹，有關撫育、教育孩子，家居佈置等的指導，針對女性的廣告也越來越多。在這一系列成功的商業運作策略下，良友雜誌不僅成爲當日時尚都市生活的創造者、引導者，而且也在極大範圍內擴展了讀者羣，保持了廣泛的影響力。在上海這個大都市裏，一方面，閱讀成爲一種現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不論是從求知還是從消閒的角度，都會中的人們大都接受了閱讀與出版這種現代文明生活方式，併成爲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市民接受出版文化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使出版成爲構建近代上海的文化母體之一。社會受衆的積極參與毫無疑問擴大了出版物的流通。
上海的新聞中心地位置，還取決於新聞出版業本身精密完善的內部組織。胡道靜在《中國的新聞記者與新聞紙》一書中以《申報》和《新聞報》爲例，介紹了上海報館的內部組織，大概分爲總理處、編輯部、營業部、印刷部四大部：
一、總理處下屬總務、文牘、稽覈、會計、收發、庶務各科。
二、編輯部下屬電訊、本埠、經濟、教育、文藝、翻譯、探訪、整理、校對考覈、藏書各科；電訊之下又設收電、譯電二股；文藝之下又設雜著、圖畫二股。
三、營業部下屬發行、廣告、推廣、承印、收銀各科；廣告之下又設收稿、編校二股；發行之下又設定報、批報、票籤、售版各股。
四、印刷部下屬印刷、活版、澆鑄、機械、製版各科：印刷之下又設印報、承印二股；活版之下又設新聞、廣告、刻字三股：澆鑄之下又設澆版、鑄字二股；製版之下又設銅鋅、木工二股。
上海的報館有着如此完備的經營組織，也無怪乎她的新聞事業能夠獨步於中國。正如胡道靜所說，相比於上海報館“自己築造的高大的洋房，有最新式的大架捲筒印機”，內地報館則大都因陋就簡，除掉編輯和營業二部以外，印刷，差不多都是託別家的印刷所代印的——能夠自己有簡陋的排字房和一二架平面印報機的，已經算是很完備的了。通過和內地其他城市的比較，我們看到了上海報業的優勢所在，也進一步直觀地展現了上海新聞業在全國的領先地位。
上海的報業，還有着比其他地方更爲發達的銷售網絡。望平街的報販有他們自己的行業組織——捷音公所，協調內部競爭、保護同行利益。訂戶向報販訂報，不但省去郵局轉遞的郵資，報價還能打折，一般比報館的定價要少四分之一。(參見洪煜：《近代上海報販職業羣體研究》)正因爲發行也實現了集約化，銷路就更有保證了。生產與消費之間的溝通渠道如此暢達便捷，也是近代上海新聞出版業興盛的重要原因。
除此以外，上海還有着全國最爲發達的報業教育和研究團體。上海之有報業教育，始於1920年聖約翰大學的報學系，最早是附設在普通文科項下。聘請密勒氏評論報金融編輯帕脫遜（D. Patterson）兼任教學。開設之初，報讀者便達到四五十人。至1924年聘請武道（Maurice E. Votaw）來滬任主任教務，約大報學系的課程漸多，每學期的讀者均有五六十人。繼聖約翰大學之後，滬上各大學與商學院亦相繼設立報學專科。成立於1925年的國民大學報學系延《時報》編輯戈公振講授中國報學史、《商報》編輯潘公展講授編輯法、《時事新報》總編輯潘公弼講授報館管理、《商報》總編輯陳布雷講授社論編寫。這幾位報人都可謂當時上海新聞界中的一時翹楚。而設立於1929年的復旦大學新聞學系則聘請文學系名教授謝六逸爲主任，課程分爲基礎知識、專門知識、輔導知識、寫作技能和實習考察五項。1931年滬江大學與時事新報館合辦了“新聞學訓練班”，宗旨即爲“以新聞學的理論和報館實際的訓練並重，俾養成新聞事業專門人才爲目的”。由張竹平、汪英賓主持教務，因第一年試辦成績很好；翌年，滬江校方進一步添加學程，改稱爲新聞學科，隸屬於商學院，並且組織指導委員，聘請著名報人史量才爲主席，張竹平爲主任，汪伯奇、潘公展、董顯光、嚴諤聲、米星如、潘公弼爲委員。再加上1929年由名記者顧執中還創辦了民治新聞專科學校、1933年創設的國立上海商學院新聞專修科和《申報》館設立的申報新聞函授學校，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已經擁有了較爲完善、系統化的新聞學教育。正如復旦新聞學系的辦理方針中所稱的：
社會教育有賴報章；然未受文藝陶冶之新聞記者，記事則枯燥無味，詞章則迎合下流心理，於社會教育，了無關涉。本系之設，即在矯正斯弊，從事於文藝的新聞記者之養成：既示以正確之文藝觀念，復導以新聞編輯之軌；則庶幾潤澤報章，指導社會，言而有文，行之能遠。(胡道靜：《上海新聞事業之史的發展》)
擁有了良好的新聞記者養成環境，才保證了上海在民國年間執新聞出版業牛耳的地位。新聞史家馬光仁總結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新聞教育的發展，認爲其成爲中國教育事業的中心地區，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新聞教育體制的定型化。1929年復旦大學新聞系的成立爲標誌，師資力量較爲齊備、管理制度日益健全，基本奠定了中國新聞教育的模式。
（二）出現多渠道辦新聞的新局面。早期上海的新聞教育是由學校與報人共同創辦的，到1925年以後，就出現了社會人士聯合知識界倡議創辦新聞教育的局面。
（三）新聞函授教育迅速發展。
（四）重視新聞教育學的研究，教育工作者和報人發表了大量有關的文章和論文，如《中國報業教育之近況》（戈公振，1926年）、《大學新聞教育之組織》（張繼英，1929年）、《新聞教育之目的》（戈公振，1929年）、《新聞教育之重要及其設施》（謝六逸，1930年）、《上海新聞教育之現狀》（黃渡，1934年）、《新聞教育在中國》（吳延陵，1935年）、《滬教育界重視新聞教育》（《大公報》1934年）、《復旦大學新聞系訪問記》（王淵，1935年）等，對新聞教育的目的、任務、培養目標、組織機構、課程設置、教學方法等，都作了初步探討和研究。(參見馬光仁：《上海新聞史（1850-1949）》)最早成立的新聞學團體、最早譯介的西方新聞學理論、最早翻譯出版的新聞學著作，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發達的新聞學教育和研究，也促使上海的新聞事業始終處於全國的領先地位。
在發達的新聞教育之外，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還存在着興盛的報學研究組織——新聞從業人員在職務餘暇對於所從事工作的討論和研究。上海開始出現新聞學會，源起於各大學報學系同學的組織，後來慢慢發展爲職業記者間專門以新聞科學研究爲目的的團體。當時上海存在的新聞研究團體主要有：
一、上海報學社。這是由國民大學、光華大學和大夏大學三所大學的報學系學生組織的，成立於1925年11月29日。初期會員有五十餘人，組織的活動包括演講、參觀、實習、翻譯、發行刊物和組織通信社等等。
二、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同學會上海分會。這是畢業於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的中國留學生組織的團體，成立於1926年6月11日。上海的諸多新聞界名流均參加了成立大會，比如密勒氏評論報主筆鮑惠爾（J. B. Powell）、繪聲繪色時報駐華通信員密勒（Thomas F. Milard）、申報協理汪英賓、前日本商務報職員麥克永（E.F. McEwen）、聖約翰大學報學系主任武道（Maurice E. Votaw）、字林西報職員費爾東（Horace L. Felton）、密勒氏評論報職員恩勃拉脫（Norman J. Ulbright）、字林西報婦女版編輯威爾遜女士（Miss Louise B. Wilson）、上海女青年會公佈部及婦女雜誌編輯張繼英等人。
三、復旦大學新聞學會。這是由復旦大學新聞系的師生組織的，學會成立後，曾編輯發行過《新聞世界》和《明日的新聞》兩種期刊，並且印行了多種新聞學叢書，諸如《新聞教育之重要及其設施》（謝六逸著）、《復旦大學新聞學研究室概況》（黃天鵬著）、《最新應用新聞學》（陶良鶴著，1930年）、《新聞政策》（杜超彬著，1931年）、《上海報紙改革論》（郭箴一著，1931年）、《中國報紙研究》（伍應衡著，1933年）、《新聞論文集》（管照微編，1933年），等等。
四、中國新聞學會。成立於1931年10月21日，是由一些有志於新聞學研究的學者和記者組織的團體。
五、記者座談會。這是一個青年記者——包括新聞社的內勤、外勤、印刷、經營各部門人員組織的團體，以茶話會的形式每星期日集合，討論新聞學術的問題，並且編輯《記者座談》週刊，每週五附刊於華文《大美晚報》。
六、中國文化建設協會新聞事業委員會成立於1934年，主任委員張竹平，副主任委員蕭同茲，委員三十四人。主要活動包括組織國際新聞宣傳研究委員會、編行定期刊物、發起組織中國新聞協會等等。(胡道靜：《上海新聞事業之史的發展》)
各類新聞教育團體和報學組織的成立，首先保證了上海新聞事業的一種先驅性。而且，在此基礎上，由於學術研究和商業運營的緊密結合，也促進了上海新聞出版業的進一步成熟與繁榮。民國年間的上海新聞業，還與世界保持着密切的聯繫。1921年英國報業大王——《泰晤士報》主人北巖勳爵（（Lord Northcliffe）和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威廉博士（(WalterWilliams)）訪華開創了上海報業活躍的對外交流篇章。自此以後，各國新聞界紛紛來華訪問，僅1922年到上海訪問的就有六次之多。上海在中外新聞界交流史上的突出地位，還表現在大量地派出新聞從事者出國考察，加強對國外新聞事業的瞭解和研究。早在1917年11月上海派出大型新聞記者赴日本考察團，成員有《申報》的張蘊和、張竹平、伍特公，《新聞報》的汪漢溪、馮以恭，《時報》的包天笑，《神州日報》的餘谷民，《中華新報》的張羣，《民國日報》的吳蒼，《新申報》的席蓉軒，《時事新報》的馮心支，《亞洲日報》的薛德樹等。考察團的派出，對於瞭解日本新聞事業的發展情況及管理經驗，都起了重要作用。1926年6月，劉湛恩教育博士赴歐洲參加世界青年大會時，應遠東通訊社委託，在考察歐美的同時，考察新聞事業。1927年戈公振辭去《時報》總編輯，自費赴歐美和日本考察新聞事業，回國後撰寫了《國出沒無常報界專家會議紀略》、《紀世界報紙博覽會》等論文，爲中國新聞事業的對外交流提供了詳細的資料。（參見馬光仁：《上海新聞史（1850-1949）》）
地理位置、人文經濟，企業、市場與讀者，學術化與商業化，多種因素共同促成了民國年間上海出版業的巨大飛躍。如張靜廬所說，報刊雜誌的興盛實在是“被編輯者、出版者、發賣者、讀者一致熱烈擁護着迅速地發展”。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個文化空間的構築，是各種條件共同作用下的產物。而就新聞出版業來看，現代的產業化經營模式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市場的作用。二三十年代上海出版中心的奠定有效地證明了文化產業化與市場對於文化空間構築的巨大推動作用。
(作者單位：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